克劳中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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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乌鸦。

如果不是最近的争议，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KTV这个词。

1月4日，“法律禁止未成年人进入KTV”的话题迅速成为热搜话题，并引发网络热议。

多家媒体在转发时引用了北京晚报的报道。 报道称，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经营者、互联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合未成年人活动的，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经营者应当在显着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止进入或限制进入标志；如是成年人，应要求出示身份证件。

报道还采访了相关专业人士，征求意见。 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庞涛介绍，“这些地方通常光线较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经常抽烟喝酒，孩子会受到影响。 这样的环境和氛围对未成年人是有害的。 它确实会对你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除了可能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外，有医生表示，KTV内的噪音会对未成年人的听力造成损害。 “KTV里的音量肯定超过60分贝，孩子发育还没有完全。” “在KTV呆久了，听力肯定会受损。”

显然，这是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未成年人不能去KTV的规定：“小时候，亲戚家人经常会聚在一起唱歌，但现在不能让孩子进去了。” “以前都是批量销售，很多都是未成年学生。” “儿子很喜欢KTV，这两天刚刚过了五岁生日。”

之所以争议这么大，正是因为这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行为与法律规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谁能想到带孩子去KTV是违法的？ 事实上，即使是现在，也很少有KTV会主动询问消费者是否未成年人。 即使一个人真的太小，“只要有父母陪伴就可以了”。

而这一规定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2012年修订时，《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六条已有相关规定。 可见，多年来基本没有人关注这一规定，更不用说遵守了。

当然，讨论问题和争议是好事，但对于中国的KTV来说，这样的讨论似乎有点太晚了。 中国的KTV早已从聚会、休闲的首选成为“时代的泪水”。 有网友调侃道：“现在基本没人去KTV了吧？我感觉KTV已经离我很远了。”

1999年8月，《时代》杂志出版特刊：《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亚洲人物》。 在所有熟悉的名字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日本人——井上大辅。 《时代》杂志评价他：“井上大辅改变了亚洲之夜”。

井上大辅之所以能够改变亚洲的夜晚，是因为他发明了卡拉OK。

在卡拉OK发明之前，井上大辅一直在沙龙乐队中担任伴奏，但他的音乐技巧确实令人失望。 “我是乐队里最差的一个，我一点音乐技巧都没有，所以他们就让我当伴奏者。” 乐队经理”。

1971年，一位老顾客希望井上能够在舒适的旅游场地演出，但井上有一份工作让他无法离开。 经过深思熟虑，井上根据他的老顾客习惯的音调和节拍录制了一盘磁带。 没想到却大受好评。

之后很多人都说“请帮我做首歌吧”。 这些要求给了他灵感，井上后来制作了一台由扬声器和计时器组成的机器，售价100日元5分钟。 它被命名为“8 JUKE”并租给当地酒吧供顾客唱歌。 “如果没有卡拉OK，想要像专业歌手一样在完整的背景乐队伴奏下唱歌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过去，那是一个梦想。”

由于井上没有申请专利家庭ktv 电脑，很多大公司都推出了自己的卡拉OK机，卡拉OK很快就风靡了整个亚洲。

卡拉OK进入中国大陆的意义远不止是一种新的娱乐形式的出现。

正如卡拉OK风靡亚洲一样，广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也在不断寻找与外商合作的机会。

当时在政府部门负责外事的欧阳江旋在介绍一批日本中小企业考察时，感受到了他们对改革开放的质疑。 为了打消外商的疑虑和担忧，当时的工作人员考虑尝试引进一些外国文化。 欧阳江旋立刻想到了不需要太多投入就能满足人们娱乐需求的卡拉OK：“这是我第一次直接体验卡拉OK，是1984年在日本神户的一家小酒馆里，当时感受最深的就是卡拉OK。”是的，它不仅给你带来个人的快乐，也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

1988年1月，中国大陆第一家卡拉OK在广州东方宾馆开业。 与后来的KTV不同，东方宾馆的卡拉OK厅布置在一个可容纳60人左右的开放式大厅内，点唱机设备放置在一个圆形的小舞台上。

那时，客人进来后，都会被服务员带到餐桌上，然后服务员会给他们一本手写的歌本。 点完歌后，就可以上台唱歌了。 整个气氛甚至透露出一丝优雅。

当时，不少广州市民听说有卡拉OK店开业，纷纷赶来尝试。 到了才发现歌本里全是日语歌曲。 因为当时的设备基本都是进口的，不是国内生产的，所以中文歌曲的音源就更难找到了。

这种情况很快得到改善。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港台音乐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内地音乐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东方宾馆卡拉OK开业一个月后，毛阿敏首次在春晚演唱《思念》。 程琳的《信天游》也在春晚舞台上瞬间家喻户晓。 春晚结束后，全国人民记住了《你从哪里来？》 来吧，我的朋友”和“鹅听到了我的歌声，河流亲吻了我的脸。”

1988年夏天，北京第一家卡拉OK厅“有歌卡拉OK厅”在东郊开业。 这个消息当时成为北京的大新闻。 虽然卡拉OK最初引起了一些讨论和争议，但人们很快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味道好极了。

据北京市文化局统计，截至1993年9月，全市登记注册的卡拉OK吧282家。 到1995年，新增卡拉OK等文化娱乐场所1400多个。 最初，这些卡拉 OK 都在东方宾馆的大堂里。 点歌后，他们开始在一群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唱功。 后来，越来越多的带有包房的卡拉OK包间开始使用，名称也从卡拉OK改为KTV。

最初，北京市文化局规定，这些KTV的营业时间不能超过晚上12点。 不过，由于KTV的营业高峰时间在夜间，这一规定逐渐放宽到凌晨2点甚至3点。 可以说，KTV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人的夜生活。

然而，面对全国人民的热情，内地不少KTV已经开始“脱离大众”，继续向高端场所、奢侈消费方向发展。 时不时地传出抢顾客的负面新闻。

1995年，《北京日报》在《为什么歌舞厅的价格不能‘限价’》中报道了一起令人愤慨的事件。 北京中关村电脑公司的沉先生邀请几位朋友到东四的一家KTV唱歌。 结账时，他发现账单上写着一个吉利的数字——1314元。 账单显示，两罐可口可乐76元，一瓶矿泉水28元，一瓶啤酒45元，一壶红茶78元，一份果盘198元，加上15%服务费及包房费。 即使在今天，这个消费标准也丝毫不落后。

由于被坑的顾客太多，北京市于1995年8月颁布了《禁止餐饮娱乐业以不正当价格获利的暂行规定》，规范这些场所的收费行为。 然而，仍有不少KTV或明或暗地暗杀顾客。

随着消费水平越来越超出普通人的承受范围，这些早期的KTV开始走向没落。 1995年4月，《北京日报》发现，许多豪华KTV的入住率普遍低于40%，越来越多的KTV开始关门。 到2000年左右，北京70%以上的KTV已经关门。 当时，一位负责人表示：“我在歌厅已经6年了，没有什么比现在更糟糕的了。”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内地KTV将会慢慢消失在老百姓的视线中，偶尔在聊天中提及，然后被骂为喜欢宰客。

然而，贫穷导致改变，KTV的发展道路却出现了转机。

1995年，当沉先生在北京花费1314元进行一次“豪华”旅行时，一家来自台湾的收银KTV在上海静安开设了第一家大陆店。

与以往KTV的奢侈消费不同，这些KTV就是所谓的“大众型KTV”，也是老百姓最熟悉的KTV。 “大量销售”一词源自日本，意思是“大量批发”。 量贩式KTV也走薄利多销的低价路线。

2000年，正当无数豪华KTV倒闭的时候，北京也迎来了大众化KTV。 正是在这之后，KTV真正成为了老百姓普遍的娱乐方式，从小众走向了大众。 那时，KTV几乎是年轻人聚会的必然选择。

量贩式KTV的发展，拉平了一线城市和小地方年轻人的娱乐选择。 许多县城甚至乡镇不断出现新的KTV。 无论投资多少，这些KTV基本都能在一两年甚至半年内快速收回投资。 “最赚钱的时候是2004年左右家庭ktv 电脑，基本上开店一年半就能收回投资。” “只要你敢打开，就能赚很多钱。”

当时，很多县城都有“网吧街”，“KTV街”也随处可见。

即便是在KTV遍地开花的时候，华语乐坛也进入了后来很多歌迷怀念的“黄金时代”。 更不用说周杰伦、林俊杰、蔡依林、孙燕姿等歌手了。 那时候总有一些年轻人去KTV挑战《死》《人人都想爱》《离歌》，我不敢保证他们听起来好不好。

改革之初的音乐风潮推动KTV在中国扎根，中国乐坛的“黄金时代”也帮助大众KTV达到了发展的巅峰。 截至2014年，全国大众KTV共有12万家。 这是巅峰，但也是衰落的前奏。

据《中国音乐产业发展综合报告》显示，2016年，传统KTV数量下降近60%。 到2021年，全国KTV只剩下6.4万家，与2014年高峰期相比减少了近一半。

与上次因价格过高而破产不同，大众KTV衰落的原因尚不清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最直接的说法是，KTV的衰落是随着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结束而发生的，尽管两者并不完全同步。 一位KTV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很多人来到KTV后发现“没有歌可唱”。 他们唱的基本上都是10年前或更久以前的老歌。 “看来华语乐坛已经很久没有一首歌了。” 这是一首传唱度很高、能够触动人心的歌曲。”

这或许与KTV的消失有一定关系，但肯定不是主要原因。 毕竟还有人唱老歌。

还有一个原因是，高速发展阶段结束后，大家突然发现市场已经饱和了，中国根本不需要那么多KTV。 “全国的城市就这么多，一个城市能承载的KTV店数量也是有限的。” 于是为了生存，这些KTV开始了残酷的“内卷化”，不断压低价格。 有的商家甚至推出了几块钱就能唱几个小时的亏本价格。

这里的商家不断降价，而那边的成本却在上涨。 某KTV品牌创始人表示，2020年月租金占运营成本的33%，而四年前，这一比例仅为25%。 杭州一位从业者表示，按照惯例，每五年签订一次合同，每次租金至少会上涨20%至30%。 “五年前，KTV通常需要两年才能收回资金，但现在至少需要三年。”

另一方面，很多以前没有人关注的因素开始成为大问题，比如歌曲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