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点

1999年8月，《时代》杂志出版特刊——《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亚洲人物》。

在这份名单中，政治家有中国的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印度的甘地、新加坡的李光耀，企业家有丰田英二，文化界有黑泽明、泰戈尔。

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名单上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人——井上大辅。 大多数人不认识他，但他们却熟悉他的发明——卡拉OK。

井上大辅1940年出生于日本大阪，长大后在酒吧担任伴奏员。 1971年，一位老顾客希望井上去一个旅游目的地演出，但井上因故未能随行。 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折衷方案，根据老顾客熟悉的音调和节奏录制了伴奏带。

伴奏效果大获好评，“请帮我做一首歌”的请求纷至沓来，这激发了井上发明卡拉OK的灵感。

在实验中，井上制作了一台由扬声器和计时器组成的机器，并将其命名为“8 JUKE”。 本机可以播放录制的8路磁带，用户可以在本机上播放。 伴奏卡拉OK唱歌，这是卡拉OK第一机。

卡拉OK机放在吧台上后，井上让服务员“教”唱，然后邀请客人跟着唱。 效果很快就达到了。 从下午6点30分到凌晨1点30分，麦克风没有停止，酒吧的生意也随之而来。 繁荣。

许多公司从卡拉OK机中嗅到了商机，因此根据井上的想法推出了自己的型号。 卡拉OK很快在日本流行起来，涉足卡拉OK的公司也从这股热潮中赚了很多钱。

有趣的是，井上本人并没有申请专利，尽管这会给他带来1.5亿美元的巨额资金。 发明人态度相当乐观，表示对于失去专利权并不后悔。 如果说专利权让他在20世纪80年代一夜暴富的话，他也可能在日本经济衰退后因过度参与各种投资而留下大量债务。

卡拉OK的出现，让害羞的日本人放下包袱，像明星一样展现歌喉。 随着卡拉OK的快速发展，卡拉OK已经走出日本，风靡亚洲。

卡拉OK对亚洲文化的影响有多深远？ 《时代》杂志正确地评价了井上：他改变了亚洲之夜。

改变的不仅仅是夜晚，还有娱乐圈。 自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中国以来，卡拉OK不仅重塑了中国人的夜生活，还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 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卡拉OK在中国几经坎坷，形式也一次次迭代。 现在，再次到了危险的地步。 这一次，已有50多年历史的卡拉OK还有未来吗？

卡拉OK热潮席卷90年代

随着卡拉OK风靡亚洲其他国家，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正在寻找与外商合作的机会。

当时，外商对中国的开放政策仍心存疑虑。 外交部官员希望外商先行进入中国市场。 卡拉OK是一种新生事物，不需要太多投资，就能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

1988年1月，中国大陆第一家卡拉OK厅在广州东方宾馆悄然开业。 东方宾馆的卡拉OK厅是一个可容纳60人的开放式大厅，点唱机设备放置在一个圆形的小舞台上。

当时，东方宾馆的卡拉OK房大多招待外宾和知名人士。 不过，这种新的娱乐方式很快就在广州等城市流行开来，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

1988年夏天，北京第一家卡拉OK店——“友歌卡拉OK厅”在北京东郊开业。 消失了40多年的商业歌舞厅在北京重新出现。 虽然引起争议，但很快就遍地开花。 据北京市文化局统计，截至1993年9月，全市登记注册的卡拉OK吧282家。 到1995年，新增卡拉OK等文化娱乐场所1400多个。

卡拉OK开得正是时候。 改革开放后，港台流行音乐遍布大街小巷。 大家都知道小虎队。 1988年龙年春晚，歌手程琳演唱的《信天游》，带来了民谣的动感节奏。 在日益丰富的娱乐生活中，人们渴望炫耀自己的歌声，渴望更多的个性化表达。

那时，卡拉OK厅非常盛行，餐馆里、酒店里、大街小巷里都有卡拉OK厅； 有的地方连粮店、大排档都改成了卡拉OK厅。

这改变了北京的夜晚。 过去，晚上七八点，商店关门，人们吃完饭、看完电视就去睡觉。 卡拉OK的出现点燃了人们对夜生活的热情。 晚上10点，依然是卡拉OK。 刚热闹起来的时候，北京市文化局原来规定卡拉OK吧的营业时间不能超过0点。 后来逐渐放松到凌晨2点。 经特别批准，甚至可以营业到凌晨3点。

最初，卡拉OK的音乐来源大部分来自日本、新加坡等地。 内地唱片公司发现商机后，纷纷加入卡拉OK唱片的生产。 卡拉OK的热潮与内地音乐的发展相得益彰。 《弯弯的月亮》、《家书》、《涛声依旧》等是当时卡拉OK厅最流行的歌曲。 歌曲中的怀旧之情也反映了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 直到今天，亲眼目睹这个过程仍然令人着迷。

KTV取代卡拉OK厅，群众狂欢

1995年，卡拉OK还不太好。

经过几年的积累，卡拉OK厅的设备和服务已逐渐完善。 看到利润，投资者不惜斥巨资对卡拉OK厅进行升级改造。 最早的大厅式卡拉OK包间，现已改造成各种豪华包间，配备了当时不多见的空调和大电视，还有各种洋烟酒，还有吃喝玩乐。

由于当时豪华包间有最低消费标准，客人一晚花费数百甚至数千的情况很常见。 卡拉OK厅逐渐成为富人专属的高消费场所。

在卡拉OK越来越贵的同时，酒吧、体育健身等各种娱乐活动却不断增多。 普通老百姓正在用脚投票。 卡拉OK厅的非法收费、有偿陪护行为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老顾客也纷纷前往卡拉OK厅。 随着物资短缺，曾经作为人们夜生活主要场所的卡拉OK厅也日渐冷清。

1995年4月，《北京日报》在《歌舞厅应向公众开放》一文中写道，豪华歌舞厅的入住率普遍不足40%，有的歌舞厅已悄然关门。 到2000年，北京70%的卡拉OK店关门了。 就连王府井曾经颇有人气的两家卡拉OK店也未能逃脱关门的命运。

来自大众的卡拉OK要想重振雄风，就必须回到大众。 就在传统豪华卡拉OK厅日渐式微的时候，变革正在悄然来临。

2000年， KTV在北京推出，将日本卡拉OK带入大众市场。 “大众销售”在日语中的意思是“大众批发”、“自助服务”等，衍生出的“大众销售风格”是指一种透明、自助、实惠的经营方式。

的商业模式体现了大众营销的特点。 例如，禁止给小费，并欢迎客人自带食物。 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面积大、性价比高。 一个小包间可供四五个人使用。 目前的价格是白天39元/小时，晚上100元/小时。 家庭、朋友聚会，KTV是最佳选择。

说到大众KTV的发展，不得不提的品牌就是来自台北的 。

卡拉OK KTV是KTV行业的佼佼者。 1995年1月，卡拉OK中国大陆第一家KTV落户上海静安。 那时，人们对卡拉OK的认识还仅限于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夜总会。 卡拉OK的到来打破了这一趋势。 图案。 两年后，千贵在上海卢湾开设了第三家店，如今千贵已经红遍整个上海。

2001年，千贵进入北京，在朝外开设了第一家北京店。 富丽堂皇的装修和实惠丰富的自助餐，千贵KTV顿时让美乐蒂相形见绌，北京的明星和年轻人都被深深吸引。 随后几年，千贵新店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武汉等地开业。 那时，千桂不仅仅是一家KTV的名字，更是时尚和品位的象征。

现金柜的受欢迎程度从北京朝外店的经营情况可见一斑。 据店员回忆，朝外店自开业以来一直很受欢迎。 最火爆的时期是2005年到2009年，当时包间需要提前两天预订。 即使是平日里，每晚都会爆满，月收入可突破千万。

在鼎盛时期，公司还拥有自己的厂房，专门供应扬声器、音响等设备； 为公司开设培训学校； 它拥有一本时尚杂志，风头无双。

然而，经历了十几年的美好时光后，钱柜和传统卡拉OK厅一样开始没落，大众市场的KTV也面临挑战。

在欢乐的歌声和欢笑声中，变化悄然来临。

几经坎坷，出路何在？

2015年1月，火了十几年的千贵朝外店关门了。

这是近两年来千桂在北京关闭的第三家店。 继先后关闭首迪店、雍和宫店、朝外店后，这家曾经的KTV行业领头羊只剩下了汇新东桥附近的最后一家店。

不仅是北京，千桂在其他城市的经营也惨淡。 2015年，千贵KTV在内地市场的业务量大幅萎缩，门店数量从17家锐减至3家，其中2家位于上海。 这两家店也都在转售，除了徐汇店，这是唯一一家盈利的店。 更好的价格，而转让剩余八佰伴店面的条件是帮助收银员还清债务。

千奇的衰落有其自身的问题。 2008年，千奇陷入管理层混乱。 原董事长刘英坚持“先把所有KTV都建起来”，然后再考虑盈利问题。 他的发展思路引起了股东的不满。 同年9月，董事会罢免刘英，钱桂一执教泰盛。

与刘英“快速扩张”的想法不同，新老板更注重成本控制。 上任后，他先是削减了自助餐，然后削减开支，停止了门店扩张。 于是，大量员工辞职，服务质量下降，收银员收入也每况愈下。 恶性循环中，收银机变得只有高价格而没有好的服务，其衰落是必然的。

然而，钱箱并不是近年来唯一下降的商品。 整个传统KTV行业都在走下坡路。

在KTV蓬勃发展的同时，房地产行业也在突飞猛进。 无论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还是三四线城市，商铺租金都在上涨。 大众KTV吸引顾客的关键是面积大。 单店面积有3000或4000平方米。 规模扩大，租金压力日益加大。

与房地产一样引人注目的还有互联网行业。

2016年，在中关村南大街开了十几年、承载着附近几所大学数万名学子记忆的美乐迪KTV关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口腔健康科技创新空间，该空间起源于中关村南大街。从2015年开始的中关村业务调整。 当时，相比于线下卡拉OK，全民创业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几年前，团购类App之间依靠低价争夺市场的O2O大战还历历在目。 低价战让KTV行业陷入激烈竞争，利润减少。 除了团购之外，移动互联网浪潮还带来了更加多元化的娱乐方式。 互联网公司正在关注被称为“Z世代”的年轻人。Z世代的娱乐方式多种多样。 相比线下唱歌，很多人更愿意在手机上看视频、玩游戏来消磨时间。

就连歌唱大本营也面临着网络的冲击。 在线卡拉 OK APP 和迷你 KTV 正在分流线下 KTV 的消费者。 凭借海量的曲库、灵活有趣的产品功能以及互联网特有的社交属性，唱吧、全民卡拉OK等在线卡拉OK应用成为新的潮流选择。 2016年，迷你KTV开始大量出现在商场、超市、骑楼、步行街等人流密集的场所，让人们在购物休息或等待等候时，可以进入包厢般的迷你KTV唱歌。一张桌子吃饭。

传统KTV也尝试转型。 比如，收银员推出了“千贵KTV”APP，但与装备精良的互联网大军相比，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引起轰动。

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年轻人越来越宅，KTV开始下山下乡。 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下沉。 在广阔的下沉市场中，KTV已成为中老年人最喜欢的社交场所。 这项生意在很多地方依然蓬勃发展，但曾经作为潮流象征的KTV如今却有些“夕阳产业”。

面对现实，传统KTV也在努力在体验上提供更多可能：比如设计创意主题包房、增加点播电影设备让KTV变成私人影院、增加台球、桌游等娱乐项目。 这些努力非常有效。 近两年，传统KTV市场企稳回升，颓势扭转。 然而，传统KTV行业模式的风险依然存在。 今年疫情的出现，让问题更加暴露。

图片来源：《2019韩流新媒体场景营销白皮书》，艾瑞咨询

日前，一封与众多明星有联系的北京“卡拉OK之王”旗舰店总经理致员工的内部信广为流传。 内部信称，由于疫情期间门店持续关闭，北京“卡拉OK之王”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将终止所有员工的劳动合同。

美KTV投资人、橙水晶酒店原创始人吴海最近发表的文章《嘿，我只是一家中小微企业》也引发热议。 文章显示，去年12月，美KTV总部及10家直营店的成本合计为551.54万元，其中人工成本占62%，租金成本占33%。 账户里还有1200万，没有业务、没有收入只能维持2个月。

不过，排除疫情影响，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卡拉OK之王”旗舰店总经理在内部信中提到：“卡拉OK之王”2019年的业绩与往年相比，差距之大，让人无语。

显然，即使没有疫情，KTV的生活也不会那么安逸。

线下集中、成本高、同质化是目前KTV行业不可避免的问题。 与此同时，娱乐方式也层出不穷。 KTV在创新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优势来俘获年轻人的心。 但还是有一些人选择坚持下去。 比如，吴海就坚称KTV还是一门好生意。 发明在线卡拉OK模式的唱吧创始人陈华也通过线下麦松KTV稳定赚钱。

事实上，线下KTV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8年整体卡拉OK娱乐市场总规模达到1294.1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KTV业态达到1280.2亿元。 庞大的KTV市场有其线下不可替代的特点。 然而，随着底层技术的不断更新，新的娱乐设备和方式不断推出，危机依然潜伏在各方面。

KTV能否重振旗鼓？ 回顾过去，答案不难发现：卡拉OK进入中国30多年来，几经坎坷，又基于自身业务调整卷土重来。 归根结底，衰落始终是行业没跟上变化造成的，唱歌和娱乐的需求从来都不是一样的。 消失。

参考：

中央电视台《四十年四十个第一：第一家卡拉OK厅》

《卡拉OK的兴衰》，北京日报

《千鬼大陆余音绕梁：上海最后2家店寻找买家，北京1家店暂留》，澎湃新闻

《最老的钱柜朝外店也关门了，你们KTV还好吗？》，第一财经

“北京千贵KTV朝外店明日关门以来月收入已破千万”新京报

《2017中国迷你KTV行业白皮书》，艾媒咨询

《2019韩流新媒体场景营销白皮书》，艾瑞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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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沉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