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喜欢吃辣，那么您知道您吃的干辣椒很可能来自坦桑尼亚、越南或印度吗？
很少有人知道。
你或许会觉得这几年吃到的干辣椒比小时候吃的更辣，或许会怀疑自己的味蕾变得细腻或矫揉造作，却不会去追溯这来自大洋彼岸的干辣椒的来源。
因为疫情，你已经两三年没出国了，你以为世界只存在于新闻和电影里，其实世界早已通过高高的桥梁与你建立了无缝连接。
对于很多长沙市民来说，高桥是一个可以买到很多便宜东西的地方，一些市民因为在高桥买到过假货、上过骗，已经对高桥敬而远之。
但高桥真的是你生活中离不开的地方吗？不管你离高桥有多远，从食品到生活用品，高桥的产品早已深入到你的生活中。2021年交易额1620亿元，仅次于义乌市场，综合市场位居全国第二的数据并不夸张。
与其说高桥市场是它的建设者和经营者的，不如说，是属于你、我、大家的。
高桥确实有桥，但是不高
当高桥市场的商户们得知罗胖子的消息时，第一个想到的不是罗永浩或者罗振宇，而是罗英红。
1952年出生的罗英红是长沙人。1974年，22岁的罗英红和一群年轻的农民在长沙郊区创办了一个机械化施工站。这个施工站后来更名为长沙市雨花区机械化建筑公司。起初只从事建筑业，后涉足房地产开发。到了1996年，这家主要发起人来自农村的公司，把目光瞄准了马王堆乡友谊、高桥、火岩三个村的一块他们进城时经常路过的地块。因为长期从事建筑业，虽然此后公司的业务扩大了不少，但熟悉罗英红的人在谈起他的发家史时，还是会津津有味地谈起他当“包工头”的经历。
罗英红还只是个“包工头”的时候，马王堆乡友谊、高桥、火岩三个村所在的地方，田野、小路顺着野山野岭流淌，圭塘河从南向北穿村而过。高桥村的确有一座桥，但桥其实不高，只是圭塘河上为方便两岸村民通行而搭起的一座小桥。不过因为桥边有水坝，水坝上下游落差很大，从下游看，小桥显得有些高，高桥这个地名便由此而来。
这一地区位于长沙市的东南部，虽然紧邻长沙火车站，距离当时穿过该市的319国道和107国道也不远，但由于这里全是田野和村庄，山丘低矮，加上圭塘河两岸桥梁稀少，交通不便，道路破旧，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20世纪80年代初，当马王堆乡还鸡犬不宁的时候，长沙市下河街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率先恢复了集市。由于靠近大西门码头，下河街自漕运时代以来就摊贩云集，南北各类土特产、杂货应有尽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狭长的下河街达到顶峰，摊位、店铺重叠交织，多达600多家。所售商品来自全国28个省、220个县市，全国100多家厂商在下河街设立直营店，百事可乐、可口可乐这些国外新产品几乎同时在广州和下河街上市，其它日用百货也通过下河街第一时间进入长沙的千家万户。
很难想象，压抑昏暗的空间、狭窄杂乱的摊位、潮湿浑浊的空气，在中南地区已经名声大噪。长沙人一方面鄙视下河街的混乱，另一方面却又为了省下几块钱、几毛钱，甚至几分钱，而走进去流连忘返。
90年代中期，下河街达到巅峰，但也成为长沙的一块鸡肋。它确实给市民提供了方便，但也影响了长沙整体的形象。为了让“湘江风光带”更加美丽，长沙政府曾有过搬迁下河街街市的想法。搬迁到哪里、什么时候搬迁，目前还未确定。
1995年，长沙市委、市政府及时调整长沙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市区六桥三环、江东六纵十横、江西四纵六横的路网规划，并确定了西向东的城市发展格局。
此时，得知春河暖意的罗英红，萌生了修建集市的想法，并把目光投向了他早已盯上的高桥地区。将原来的小山丘夷平、水塘填平、农民搬走，修建起一个与下河街截然不同的集市。
长沙市雨花区机械化施工公司是民营企业，罗英红又是民营企业家，虽然政府支持他和公司到高桥建市场，虽然政府有意搬迁下河街市场，但政府不可能强迫下河街的商户迁入高桥。
“人往高处走，钱往高桥流”，罗英红打出了这句广告词，不少人看到广告后还真去调查过，看到周围都是稻田、鱼塘的高桥市场，却不相信这里真的能发展出市场。
这可能是长沙百万富翁密度最高的地区
1981年，15岁的陈建林从家乡湘乡岳山来到长沙谋生。刚到长沙时，岳麓山上的橘子正熟，他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从岳麓山后摘橘子下山卖。有时候，他把摘到的橘子都卖到宣湾镇，有时候，他要去河东，把下河街或五一广场的橘子都卖掉。这是他到长沙的第一个月，这个月他挣了28元钱。这笔钱，已经很接近当时刚在长沙参加工作的长沙市民的月工资了。
橘子卖完后，就该准备过年了。他和一起来长沙的老乡们在下河街卖自己种的炒瓜子和花生。春节过后，他回到长沙，开始卖菜。一直卖菜到秋天，又卖橘子。橘子卖完后，他开始卖炒花生。这样一干就是几年。他和以前扛着杂货卖菜的老乡们，在下河街租了个店面，卖炒花生。
1996年，在陈建林成为首批入驻高桥市场的商贩之前，他在下河街一天就能挣到两三百元，这相当于当时长沙大部分市民的月薪。即便如此，他对下河街市场的不满也达到了容忍的底线。且不说肮脏，单单从摊贩转行做批发商之后，他就已经具备了现代营销意识。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下河街的很多店铺连门牌号都没有，连营业执照都没有。于是，当他看到高桥市场的店面都有门牌号和电话时，他毅然搬了过来，入驻了高桥市场西门右侧第二个店面，这在当时是高桥市场很不错的店面了。
搬进来后，陈建林的小吃店冷清了许多，但他相信那个叫罗胖子的男人的承诺。西门外环路的开通让他更加坚定了决心。他叫来了二三十个在下河街做小吃的老乡，同时市场也招揽了一些在长沙做生意的福建、广东、浙江人。
浙江、广东、福建等地的人做生意喜欢结伴而行，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和这些省份类似，湘乡人更爱结伴而行。一直到1998年，高桥市场举办了成立以来的第一场大型活动——第59届全国糖酒会。
长沙市政府、雨花区政府对高桥糖酒会的创办给予了极大的指导和支持，从资源对接到活动组织都办得特别成功，来自全国各地的3500多家生产厂家、客商齐聚高桥，成交额达300多亿元，创历届糖酒会之最。像陈建林这样有店面、有电话的商家，也因为糖酒会，和全国各地的生产厂家建立了联系。那些厂家看到陈建林等商家有高桥市场规范，又有各级政府积极扶持高桥的背书，就大胆供货或采购，陈建林等商家的生意迅速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后长沙的第一批万元户，大部分都是来自下河街道。当时“吃国营饭”的长沙人，舍不得离开国营或集体企业去摆摊，所以下河街道的万元户大多来自农村，有远有近，比如做炒花生的陈建林和他的老乡们。
进入新世纪后，高桥是长沙百万富翁密度最高的区域。2019年粗略估计，当时市场百万富翁有2000余人，其中近一半是早期入驻高桥的富翁。早年，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这些百万富翁和其他商户在高桥市场答谢商户的年终酒会上，为“胖罗”准备了来年的租金。
湘乡油炸食品专卖店规模与安徽、江西并列为全国第三大油炸食品专卖店。
第59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的巨大成功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对高桥和入驻高桥的客商影响深远。
“在此之前，高桥市场仅仅是下河街市场搬迁的一个选择，仅仅是一个立足于长沙的市场。糖酒会之后，它成为湖南与全国相联通的市场，全省各地客商云集高桥，全省各地的产品通过高桥流通到全省乃至全国，对湖南商品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经济学家、湖南省市场学会原首任会长刘思伟对糖酒会前后高桥市场功能转变的解读。
对于来自湘乡市裕君乡的周泽荣、周曦两兄弟来说，吸引他们来到高桥的，是隔壁月山乡的一位小吃店老板在高桥发家致富的故事。
月山乡是湘乡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乡镇，境内多为山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月山乡人外出做油炸食品，高桥市场鼎盛时期，月山乡就有十几家油炸食品店，油炸食品也因此成为月山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乡镇的一张名片，就连旁边的禹郡乡也有不少人外出做油炸食品。
周泽荣、周曦两兄弟都是玉郡乡人，在他们看来，陈建林至今仍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传奇人物。2001年，周泽荣在高桥市场租下店面，将自己的炒货店命名为“一鸣”；三年后，1982年出生的周曦也来到高桥开了自己的炒货店“好味香”；他们的妹妹周祥丽2009年也在高桥以自己的名字开了一家炒货店。在高桥市场酒楼美食城，包括他们三兄妹在内的祥香炒货店与来自安徽、江西的炒货店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2010年，安化黑茶成为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和湖南馆指定用茶，这吸引了曾在义乌市场一家外贸公司担任中国区业务管理3年的谢晓云。她出生在安化一个茶农家庭，一直想把黑茶推向世界。现在她看到了机会，辞职回到了湖南。
2011年，高桥茶叶茶具城扩建完成，呈现一店难求的火爆局面。
“当时租店铺的人排起了长队，招商的人觉得我太年轻，没有经验，品牌也没有太大优势，所以一度拒绝了我。”
最终，谢晓云拿到了位于“弯道内侧”的最小一家店，虽然位置并不理想，但借助高桥市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她家失传已久的“凤永”生意重新开张，“凤永”茶叶竟然销往了迪拜、俄罗斯、韩国等海外市场。
落户高桥的第一年，谢晓云和高桥茶城做红茶的安化人开了一个聚会。聚会上，大家讲述自己的梦想，还有人说要开多少家店。年纪最小的谢晓云说，她想做“高桥留下的那个人”。
11年后，谢晓云的丰永茶庄依然留在高桥，成为高桥茶城十几家专营红茶的店铺之一，而谢晓云家20多口人也因此团结在祖辈留下的“丰永”品牌下。
湘乡的花生米、安化的红茶、平江的辣条、湘潭的莲子等等，每一家店铺、每一件产品的背后，都有着湖南或其他省份的山、水、人。
“去年奥特曼卡片卖了2亿元。”
长沙居民李蜜对高桥的印象很差。十几年前，她在家附近的小超市买的海飞丝被查出是假货。她发现后到店里退货，但店主说是高桥进口的。十几年前，她还注意到高桥周边治安事件频发。为此，虽然邻居经常去高桥买日用品或年货，但她从来不跟着去。
现任湖南省市场营销学会名誉会长的刘思维颇为开明：“任何一个大市场在野蛮生长的时期，都很难避免这种情况。”
如今，经历过高桥野蛮生长时期的“第一代”老板已经不多了，高桥市场的创始人罗英红也在13年前将权力移交给女儿罗晓。
1997年随父亲来到高桥的周桥，是2010年接手的“创业二代”。在她的印象里，迷宫般的高桥在她接手前就已经更新换代了。2009年，在高桥市场东侧，随着高桥现代商城的开业，罗晓把市场硬件软件的升级提上日程。随后，服装家纺城、酒店用品城、医药配送园区、文体用品城等8家商场相继完成升级改造。这里不仅在任何城市找店铺都变得更加便捷，面貌也一改以前城乡结合部的质朴面貌，其面貌对得起千亿以上的交易额。
周乔是浙江人，她的父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湖南拓展业务的浙江商人之一。孩子们喜欢坐的摇摇车就是周乔的父亲最早带到湖南的。她的父亲还在湘潭开了一家玩具厂。1997年，她的父亲定居在高桥。
周乔的湘南飞玩具和大多数玩具店不一样，她家有自己的玩具厂支撑，她的父亲在高桥落户，没有注册新公司。正因如此，周乔2011年注册公司网站时，用的是湘南飞湘潭玩具厂的营业执照，但公司地址却是高桥湘南飞门店。结果，湘南飞被相关部门整改。
对于整改，周乔没有抱怨，相反，她觉得执法人员规范市场是对的，这有助于她更好地经营自己的品牌。“我感觉，在我爸爸那个时代，大家都忙着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和市场的关系是租客和租客的关系，和职能部门的关系是管理者和管理者的关系。现在不一样了，感觉大家都绑在一起了，我给你提供好的市场环境，你要自己去建设，建立自己的品牌。”
叶修玩具店的老板，也是邵东人，也是第二代传人，现在掌管店里日常事务的，是叶修的女婿唐锦。
4月6日下午，他接受我们的采访，提到奥特曼时，自问自答道：“你知道去年高桥卖了多少小孩子喜欢的奥特曼卡片吗？2亿张。”受到玩具界“奥特曼压倒世界所有IP”这句话的启发，原本只是经销商的他们，也开始寻找代工工厂，给自己的产品贴上标签。
近6000吨干辣椒大部分依赖进口
在高桥市场疯长的同时，其依托的长沙不仅因高铁开通而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还完成了由二三线城市向新一线城市的蜕变。整个长沙城市气质的提升无疑推动了高桥的升级。长沙作为新一线城市、强省会城市，需要一个与之相称的大市场。因此，在《长沙专业市场布局规划（2013-2020年）》中，高桥被要求“打造高端商品交易中心”。
“高桥市场提出的信息化、国际化是近几年才提出的，以前谁也不会想到高桥市场会成为我们国家的市场自主采购中心、中非经贸合作的龙头示范区。”参加过多次高桥市场发展论坛的刘思维感慨道。
早在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在长沙举办之前，高桥市场负责人罗晓就曾说过，高桥可以“买全世界，卖全世界”。当时，很多长沙人都持怀疑态度。2019年6月下旬，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在长沙举办，同期，湖南（高桥）非洲商品展厅正式揭牌，肯尼亚红茶、南非红酒、乌干达油画、原汁原味的非洲舞蹈、传统的非洲鼓乐等，纷纷出现在长沙市民面前。
2019年，在高桥市场经营咖啡豆和咖啡设备生意的景建华随商务部组织的商务代表团去了非洲。当时，作为咖啡专家，他走访了非洲多个国家的咖啡种植园。其中，在乌干达的一处咖啡种植园里，他看到很多茅草棚，最初他以为那是存放咖啡豆的临时仓库。后来，在休息时间，他下车走近这样一座棚子，看到棚子门口站着一位年轻的妈妈，门脚下还坐着一个穿着斑马纹上衣的三四岁小孩。他这才明白，这并不是临时仓库，而是咖农的家。这让靠经营咖啡实现财务自由的景建华很是尴尬：他没想到，在咖啡产业链的最底端，还有如此贫困的咖农。
从非洲回来后，他开始专注于直接从非洲进口咖啡，“以合理的价格购买更多的咖啡豆”。
为了更好地推广非洲咖啡，他请原本只卖咖啡豆和咖啡设备的公司孵化了一家新的咖啡饮品店“小卡珠”。小卡珠的门店海报形象是一个笑容满面的非洲小孩。这家店的旗舰店位于高桥市场西门，低廉的价格、稳定的品质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若不是前段时间新一轮疫情肆虐，它的6家分店上个月底就已经在长沙、上海试营业了。
长沙人对咖啡的接受程度还很有限，但800吨来自非洲的干辣椒早已出现在长沙人的餐桌上。高桥市场每年要消耗近6000吨干辣椒，大部分靠进口。除了非洲，越南、印度也是高桥辣椒的重要产地。“天气热的地方，辣椒更辣，更合我们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