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消费派 ()
朋友告知复兴公园的钱柜KTV已经停业，我愣住了几秒钟……当钱柜上海复兴公园店宣布暂停运营的消息传来，韩寒在微博上感慨时光流逝，对那些逝去的美好时光充满了怀念。
实际上，不仅仅是钱柜，整个KTV行业都步入了衰退阶段。据天眼查提供的数据，我国从事卡拉OK经营的企业总数达到了9万家，但查阅第一页时，发现大部分企业已经处于注销或解散的状态。那么，真正在营业中的企业究竟还有多少呢？寥寥无几，仅剩下一部分，这数量甚至不足总数的五分之一。
而且，在最近的一年里，新增的卡拉ok店铺仅有127家，而我国拥有31个省市，这意味着新开的店铺数量仅为127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平均每个省份只有4家新店。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行业中，通常会有新的参与者加入，但KTV行业却完全没有新的力量注入，其衰退迹象已十分明显。
01
KTV的兴起与没落
KTV曾经是80、90后的青春回忆。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风靡日本的卡拉OK娱乐形式开始登陆我国，首先在引领潮流的广州、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开业，不久后，这一娱乐模式也逐步扩展至各省的省会城市以及众多二三线城市。
1988年夏日，北京迎来了首家卡拉OK——“你歌卡拉OK厅”的诞生。紧接着的数年间，歌厅的数量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攀升。到了1995年，卡拉OK歌厅的数量已突破1400家。在那个时代，卡拉OK无疑成为了最顶尖的娱乐圣地，现场乐队、签约歌手以及伴舞团的阵容，都让这里成为了娱乐的焦点。
高档KTV的消费水平相当昂贵。在1995年左右，若在KTV消磨四个夜晚，按照那时的房价折算，足以购买一平方米的住宅。这样的高额消费一经曝光，便成为了众人的批评焦点。于是，1995年8月11日，北京了《关于饮食娱乐业禁止不正当价格行为获取利润的临时规定》，对歌厅等娱乐场所的收费标准进行了规范。
一旦价格受限，成本无法收回，北京歌厅迎来了首次的关停潮。为了解决眼前的困难，KTV开始从高端消费转向大众化路线。
自2000年起，麦乐迪KTV在北京开设分店，并将量贩式歌厅的概念引入京城：以往是按点歌付费，而量贩式则是按时间计费。这种经营模式迅速受到欢迎，吸引了钱柜、银柜、喜乐迪、音乐之声等众多KTV品牌的加入，消费群体得以扩大至更广泛的民众，以往热闹的满场大歌厅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个私密包间：同时，价格也更加亲民。以当时可供四五人使用的“小包”为例，麦乐迪在白天每小时收费39元，而晚上则是100元，即便是在平日里相同的时间段，价格也要低廉许多，只要人多了，分摊下来费用还是可以接受的。
KTV如今已成为家庭欢聚的场所，恰巧又迎来了首批高考结束的80后年轻人。
昔日，青年们的休闲方式主要限于观影与聚餐，而KTV这类集音乐与灯光于一体的时尚场所，则迅速成为了他们的新欢，成为聚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顿饭、一番歌，一应俱全。2004年至2008年，正是华语音乐界的黄金时期，男性歌手方面有“周王林陶”等佼佼者，女性歌手则有孙燕姿、莫文蔚、梁静茹、蔡依林以及S.H.E等众多才女。在那个年代，KTV里充斥着这些歌坛巨星的经典之作，如“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等，这种热情与狂热一直持续到第一波90后大学生毕业之际。
然而，近年来KTV的衰落趋势愈发明显，短短三十年间，它经历了多轮的发展和变革，最终步入了暮年。
2015年2月1日，钱柜率先掀起了KTV行业的倒闭风潮。短短两年间，这家企业在北京已关闭了三家门店。钱柜曾一度是京城KTV的领军品牌，在其最辉煌的时刻，单日收入甚至高达80万元。而如今，位于惠新东桥附近的最后一家钱柜门店，去年夏天还正常营业，但最近再去探访时，却发现其招牌已被更换，不知何时悄然消失。
2020年，K歌之王的关闭加速了行业的衰退。这家店铺曾一度光芒四射，甚至超过了钱柜的知名度，其股东阵容中汇聚了陈奕迅等众多明星。在上海店开业的那一天，陈冠希亲自莅临现场，向华强夫妇、陈小春等人公开表达了祝福。王思聪曾在北京的K歌之王创下消费之最，一夜间豪掷250万元。事实上，自2019年起，K歌之王的业绩便呈现出下滑趋势；随后三年，其门店纷纷关闭，收入来源彻底中断，这又该如何是好呢？
一位经营了十余年KTV的资深老板表示，在2012年以前，开设KTV几乎等同于赚取高额利润，仅需运营一至两年便可实现成本回收。然而，自2015年开始，KTV的生意逐渐冷清，经营一家KTV通常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实现盈利，而那些三年内都无法收回成本的KTV，几乎面临绝境。
KTV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变迁，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然而，KTV行业的衰落，亦标志着那一代人青春岁月的落幕。
02
KTV的寒风从哪里刮来？
KTV行业的衰退是由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
1、告别大锅饭社交。
KTV原本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社交需求而设立的，然而现在，人们对于这种集体性质的社交方式已经不再那么热衷了。很明显，那种只有少数人唱歌，其他人只能被动聆听的社交模式已经显得有些陈旧。那些去过KTV的人都有所体会，不少原本不愿意唱歌、不愿意听歌的人最终还是被带到了包厢里，只能无聊地坐着度过数小时。尤其是当那些过于热情的人强迫不想唱歌的人点歌时，场面常常变得十分尴尬。再者，在公司团建活动中，即便领导唱歌水平不佳，下面的人也只得违心鼓掌，这让人感到尤为难以忍受。
在这个社交工具泛滥的时代，消费者渴望获得更高品质的社交体验，他们希冀与志同道合之人交往，与同圈层的人畅谈，与抱有共同目标的人共同行动。他们不再仅仅因为身处同一班级、部门或社团，便被迫参与集体唱歌、聚餐等活动。相反，KTV所象征的传统线下社交需求，正逐渐被那些高质量的社交活动所取代。
而且KTV的兴起，不是因为自己很强，而是因为对手太弱了。
1995年至2010年间，我国民众的休闲活动形式相当单调，尤其是年轻人，晚上不是去KTV欢唱，就是选择通宵上网，别无他选。而打麻将这一活动，早已是50后、60后的回忆，我们70后、80后自然追求更潮流的生活方式。KTV的流行，并非其自身魅力非凡，实乃是因为与之竞争的娱乐形式过于薄弱。KTV为众人营造了一处私密场所，该场所兼具社交与应酬之用，众人得以在此欢聚一堂，尽情娱乐。
2、进入互联网时代，能取代KTV的娱乐方式，实在是太多了。
传统KTV的竞争者蜂拥而至。
自2016年起，迷你KTV备受资本青睐，迅速在各地兴起。因其价格亲民、占地面积小、时间灵活，在餐厅排队或等待电影开场时，点唱几首歌，每首仅需3元，一小时仅需18元，便迅速成为热门选择。短短两年内，国内迷你KTV的数量从3.6万台激增至7万台，至2018年，整体市场规模已达到13.9亿元，同比增长15.1%。然而，迷你KTV也存在一些短暂繁荣的现象，就像共享按摩椅一样，尽管安装数量众多，但使用率却相当低，如今其数量相较于前两年已有显著减少。
继此之后，线上领域——诸如腾讯旗下的“全民K歌”、阿里巴巴的“唱鸭”、字节跳动的“音遇”、网易的“音街”等众多巨头纷纷加入，使得歌曲库规模扩大，功能丰富多样，更具备互联网擅长的社交功能，从而使得在线K歌应用在年轻人群体中占据了手机的重要位置。
以及年轻人唱歌的新鲜感不再、热情不可持续。
现在，即便是有意进行线下社交的年轻人，也不再热衷于唱歌，他们已经改变了兴趣点，转而寻求新鲜和刺激，他们现在的主要娱乐活动包括玩桌游、举办派对、参与剧本杀、密室逃脱游戏、夜店以及酒吧等。
即便必须唱歌，年轻一代亦寻觅到了一种别开生面的KTV形式——演唱会集体合唱。以近期伍佰的演唱会为例，现场观众纷纷加入合唱，无需个人演唱，整场演出犹如一场“全国巡演”，伍佰全程闭麦，仅站在台上引导粉丝们共同歌唱。
3、KTV本身也扛不住重成本、低价格的模式。
版权意识日益提升，KTV经营者在选用流行歌曲时需承担更高的版权费用。自2014年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发起大规模维权行动以来，这一现象愈发明显。此外，随着城市地产市场的繁荣，商业地产的租金亦随之攀升，这直接推高了KTV的固定运营成本。
此外，团购应用程序所触发的价格竞争亦进一步加大了该行业的经济负担。在2015年，这些应用程序通过降低价格以争夺市场份额，引发了O2O领域的激烈竞争，价格战愈演愈烈，KTV行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态势。那些团购平台上，众多KTV纷纷降价至极低价格，比如8元就能享受3小时的演唱，且无时长限制；9.4元则能唱足5小时，还能享受免费停车服务；更有22元通宵畅唱的优惠……总之，即便楼下的停车费用也高于包房价格，市场竞争激烈至此，盈利空间实在有限。
综合来看，KTV行业之所以走向衰退，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经济压力的增大、消费者娱乐喜好的转变、法律法规以及社会规范的演变，还有新进入竞争者的增多。尽管KTV或许不会彻底从市场上消失，但在市场环境快速变动以及新兴娱乐形式的冲击下，它已不再是年轻人娱乐活动的核心。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革新，人们的娱乐习惯也在持续地演变之中。
03
写在最后
钱柜的兴衰不仅仅是一种商业现象，更是文化的一个象征。它不仅记录了KTV从巅峰走向低谷的全过程，同时也映射出社会娱乐方式的演变。钱柜的停业，在许多人眼中象征着时代的落幕，它所蕴含的，不仅仅是娱乐形态的转变，更是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