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从来不只是人们唱歌的地方。它因其社交功能而流行，但也因其社交功能被互联网夺走而孤独。要重新吸引消费者到卡拉OK，必须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交场景。

同乐地KTV的老板彭杰豪最近很着急。他在辽宁有两家店，最近终于开张了，但营业额不到平时的一半，北京的五家店也没有获准恢复营业。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当领导，现在还剩下80多个员工。” 彭杰豪说，“有的KTV已经坚持不住了，我们也在考虑，如果坚持不住，我们也不想停下来。”

AK铜锣湾连锁KTV老板胡小伟也倍感压力。他在江苏有29家门店，已经关门三个多月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张。

企查查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中国KTV娱乐企业注销或撤销246家。曾因“王思聪一夜花掉250万”的新闻而走红的北京歌王，因经济压力已与200名员工解除劳动合同。温莎KTV员工以临时工身份到盒马鲜生渡过难关。不少KTV老板表示，贷款和租金让他们喘不过气来，KTV行业的农民工生活也面临困难。

曾经伴随中国70后、80后成长的大众KTV，几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疫情的到来，让整个行业的困境雪上加霜。

近年来，网络平台为年轻人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创新娱乐选择，直播、短视频、在线K歌、网络游戏等，线下演唱会、酒吧、电影消费也占据了消费者有限的娱乐方式。时过境迁，但KTV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30年来没有改变，严重缺乏创新。

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中国KTV企业在经历了2015年12万家的高峰后，2016年出现断崖式下滑，数量锐减至5万余家，2018年进一步减少至4.9万家与此同时，居民消费价格也从2014年的141元/小时下降到2018年的95元/小时。

疫情加剧了KTV行业的生存困境，也在促使业内人士反思如何让年轻人重新爱上K歌这一娱乐活动。换句话说，新一代年轻人一定会回归传统的K歌场景吗？

期待“5月1日”后复工

受防疫政策限制，疫情以来全国大部分KTV都已停业，复工日期仍不确定。

“房租和员工工资是最大的压力，每月房租300万左右，很多房东不愿意免房租，有的房东表示最多承担一半。” 胡小伟在29家门店拥有700多名员工。发了2000元/月的生活费，但连续几个月停业，他感到非常困难。

房租和工资涨得太快了。一旦没有收入，就很难生存。胡晓伟卖掉了一家经营五年但业绩不佳的店铺。这家店之前的租金是10万元/月，包房40间。现在正是投资装修的时候。

胡晓伟一直在为基层员工找兼职。“有的员工去洗车、做快递，有的去口罩厂、工地做临时工。”

曾浩然表示，除了大型连锁KTV，目前大部分KTV都给员工放假，不发工资。在大多数KTV中，只有核心员工有社保，大部分员工没有社保。“大众KTV从业人员多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员和店长都是初中、高中毕业，外省和农村子女，收入普遍偏低，返岗时间一拖再拖。”低收入群体受到很大影响。

对于一些仍然可以延迟支付租金和员工工资的KTVktv连锁品牌，影响可能要等到恢复营业后才会出现。“复工后，我们马上就会面临就业不足的局面，比不开店还要亏损，到时候可能会有更多人转店。” 曾浩然说道。

据他估计，目前，全国10%的KTV正式恢复营业，20%是地方政府默许开业的，还有70%没有开业。

根据规定，疫情低风险地区经营者可自主决定何时复工上市。对于文旅、餐饮等空间封闭、人员集中的场所，可通过预约、分流、限行等方式控制人员密度。4月16日，厦门市政府率先发布KTV复工文件。4月18日，海口市政府也发布通知，网吧、KTV等娱乐场所可以自主恢复营业。近日，宜春市也发布通知称，自5月1日起，全市KTV、演艺酒吧、电影院、网吧等娱乐场所有序复工复产。

K歌，过时了吗？

KTV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从来就不是“唱歌”、“喝酒”那么简单。这个行业因其社交功能而蓬勃发展，但也因其社交功能被互联网夺走而落寞。

1994年，来自中国台湾的千财连锁品牌在中国大陆开设第一家门店，迅速风靡大众KTV。以钱柜为行业标准，好乐迪、麦乐迪、闲旅迪等KTV量贩连锁店在全国各地应运而生。

31岁的陈莉还记得，她第一次去KTV唱歌是2004年初三暑假，后来唱K成了每次考试和同学聚餐后必不可少的消遣。“同学们都喜欢听音乐，爸爸妈妈也经常在家放DVD，拿着话筒唱歌。那时候觉得KTV的氛围和音响效果都比家里好，和同学的集体活动也很有趣。”更热闹。” 她告诉《财经》记者。

同样是80后的王颖朵记得，她第一次去KTV是给同学过生日。“那时候特别喜欢去KTV，毕竟经历了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

KTV消费的高速增长在2012年迎来拐点。美雅歌KTV管理咨询创始人曾浩然告诉《财经》记者，2012年国家限制公共物品消费，对公共物品消费的影响比较大。对KTV消费的影响。

胡小伟表示，更大的影响来自于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和网络化。智能手机时代，衣、食、住、行、娱消费全面转向互联网。随着个人实力的提升，年轻人可以在手机上找到自己想要的任何娱乐方式，比如网游、综艺、购物、直播、在线娱乐、在线聊天等，《互联网遇见最细许多人的需要。”

2014年以来，KTV行业企业明显感觉到经营状况大不如前。2015年大量钱柜KTV店面关门。同年，万达集团旗下80多家大牌歌手KTV门店关门，成为这个1200亿元产业走下坡路的代表性事件。

这几年陈粒去KTV的次数也大大减少了。上大学的时候，社团活动，宿舍活动，寒暑假老同学聚会，一年要光顾KTV十几次，上班后减少到三四次最多一年。“一般尽量选择有促销活动的时候，比如银行给的联合优惠活动，或者京东Plus会员活动。” 也有年轻人在网上抱怨说，现在KTV是中老年人的消费场所，店面风格和服务内容没有吸引力。

深圳市文化市场行业协会秘书长付子虎告诉《财经》记者，从2000年开始培养的70后、80后消费者现在已经30、40多岁，消费频率下降是正常现象. 90后、00后应该成为KTV 他们有更多的娱乐时间和社交需求，但很多90后并不觉得KTV好玩，这也是KTV行业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

北京歌友会连锁KTV投资人蔡建雄告诉《财经》记者，现在经营KTV是微利的。“2008年投资开一家店，一年就能收回本金，现在一家店一个月的收入只有20万元，三五年就回不来了。”

他举例说，一家有40个包间、1500平米的店面，月收入80万到90万元，其中月租金30万多（每天1.2万元），20-25个员工有伙食、住宿和工资。以及其他费用，每个月的费用在60万以上，店家三四年还要重新投入，对点歌系统、音响、灯光、软装进行改造。2012年以来，房租涨了3、4倍，人员工资也从2000元涨到5000-6000元，但计时费有所降低。

服务缺乏创新

疫情持续停摆下，不少KTV老板也在反思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多位KTV行业从业者表示ktv连锁品牌，KTV所能提供的服务和企业自身的管理，都制约着大众KTV的发展。KTV发展了将近30年，其提供的产品变化不大，创新也不多。闷闷不乐，很多KTV还是寄希望于卖酒赚钱。

与此同时，KTV行业也从高速成长期发展到稳步增长、竞争加剧的阶段。但公司经营管理状况依然粗放，营销手段跟不上，会员管理能力欠缺，公司内部绩效和目标管理较为粗放。

曾浩然表示，很多KTV的主要工作就是排班、接待、投诉处理。他们只知道如何设定目标，比如设定年收入800万的目标，却不知道如何通过管理来实现目标。KTV行业从业人员普遍学历不高，一直缺乏人才培养机制，严重制约了该行业的发展。

娱乐业发达的日本是卡拉OK文化的发源地。日本有实力的KTV品牌有七八家，其中第一兴商等上市公司1家。与日本相比，我国KTV行业尚未进入规范化管理时代，企业实力薄弱，加盟率低。非常低。

完善的加盟体系可以为企业带来品牌力和客户基础，支持更有效的会员管理。但是国内的KTV行业，大部分都是个人老板投资，几个人合伙开店。同名店出现在很多地方。上面是“重名”，不是加入输出。有能力加盟的企业只有少数几家，包括唱吧麦松、台北Pure K、魅力KTV、K歌之王、宝乐迪等。

“这次疫情是KTV行业洗牌的助推器，疫情加速了老旧产能的淘汰，不注重管理、无法应对风险的KTV将被淘汰。” 曾浩然说道。他还认为，由于疫情确实很严重，受害范围比较大，一些经营水平好的门店也被“误伤”。“疫情常态化，今年企业日子不好过。”

陈力认为，KTV需要想办法吸引更多的学生和年轻白领。“我去KTV唱了陈奕迅等老歌星的歌，学生在学校有很多时间，可以唱个通宵。90后的同事看综艺节目很多，比如我是歌手，中国有嘻哈等，跟汪苏泷、许嵩、华晨宇、周深等新生代明星的歌，还有各种抖音神曲。”

“K歌的固定人群依然存在。疫情前，周末店内爆满，有时甚至要排队等上一两个小时。KTV是人们发泄情绪的好地方。需要做的是解决的是消费群体萎缩、消费频率降低的问题。蔡健雄说道。

胡小伟也认为，虽然人们的娱乐方式增加了，但KTV的存在还是有价值的。是人们娱乐休闲的重要方式。通过唱歌，他们可以释放压力，获得自我满足。人们仍然需要通过唱歌来交朋友。社交方式。

“音乐本身有其独特的属性，它的韵律、旋律、鼓点超越文字，给人带来本能的放松，让人听到好听的歌曲就会感动。”

如何让卡拉OK再次酷起来？

近两年出现了一些新的唱歌娱乐方式，比如酷我、酷狗、唱吧、全民K歌等在线云K歌APP，以及购物中的米哒、悠畅等迷你唱吧商场。可以满足部分消费者的卡拉OK需求。

对于这些新的歌唱娱乐方式，曾浩然认为，个人和创投投资的项目风起云涌，已经出现过度投资的情况，近六个月投资降温。

“唱亭利用了人们候机、购物的碎片化时间，需求是有的，但需求不是很大，这些形式不会带走太多卖KTV的生意，而在线云KTV和线下KTV这种关系就像去酒吧或在家喝酒一样。在家喝啤酒只要几块钱，但年轻人还是愿意去酒吧。一群人只能在特定的场合才能感受到。”

傅子虎认为，KTV其实是以唱歌为载体的线下社交空间。如果只是想唱歌，可以使用唱吧App或者在唱亭唱歌，但是在线下KTV的特定场景下，是可以实现的。真实的社交可以增进朋友之间的情感交流。

作为消费者，陈莉也觉得去KTV唱歌更有社会意义。“现在可能没有人会为了追求音效去KTV，毕竟唱歌吧有话筒，‘业余’可以直播。” 她认为，最适合KTV的消费场景是“热闹消遣”。她记得上次去KTV是和同事安排年会节目。“我们一行人在好乐迪跳《卡路里》，循环播放这首歌，非常放松。”

为了吸引新的消费者，近两年一些比较有实力的KTV连锁店也在尝试经营更高端、社交属性更强的KTV。台北Pure K推出子品牌K-，温莎推出子品牌W K-bar。这些新一代KTV做出了更多新鲜尝试，为消费者提供集唱歌、派对、酒吧于一体的多元空间。包间不再是传统的两桌一圈沙发格局。房间划分了不同的区域，让来唱歌的年轻人可以有更多的玩的地方，为网游、电竞、台球提供空间。派立方也主打派对，可以定制生日服务、管家服务、邀请主人包间举办活动。

这些高端KTV更愿意在硬件上进行投入，利用多台投影仪在包间营造海底、山峦等不同环境，制作玻璃透明包间等新型装饰。他们的服务人员素质也比较高，不同于一般的KTV，服务更加热情体面。 Pure K 更邀请台湾名厨烹制正宗台湾美食。

还有一些KTV走低价路线，尽量降低成本，同时也通过新技术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例如，魅力KTV可以让歌手跨地域与陌生人合唱，利用全息、AR等技术呈现明星同台演唱的效果，还可以在屏幕上展示消费者的照片和视频。烘托气氛。这种控制成本、提供基本标准服务的方式，让一些KTV更容易复制开店。比如美KTV有100家门店，唱吧麦松有400家门店。

曾浩然表示，这些定位明确的连锁店，这两年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但其他很多KTV老板的想法也很粗略，还在低水平竞争。. “那些生意不好、没有个性的店面，往往价格太高，满足不了低端的需求，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

付子虎表示，网红直播带货是一种趋势。他所在的协会正在思考如何培养KTV人员，在直播平台上输出一些好的内容，吸引年轻消费者来唱歌。他说，一些KTV也开始有了“数据主权”意识。比如广东的御宴KTV，利用自己的APP为消费者提供包房预订服务，会员运营和数据运营的自主权由美团等公司让渡。从大平台手中抢回来。

曾浩然认为，在疫情影响消退后，未来仍有更多投资者对投资KTV行业感兴趣。他说，经营得好的KTV，投资回报率不错。“这个行业实际上已经从赚取巨额利润回归到赚取正常规模的收入。目前，从2008年到2013年，半年到一年半的资本回报率已经达到两年到两年的资本回报率水平。”三年。”

他说，一些“门外汉”的新鲜血液也正在进入KTV行业，确实给行业带来了一些变化。比如美KTV，很多员工来自酒店、互联网、新零售等领域，给KTV行业带来了不一样的管理。思路。

一个落后、保守、技术含量低的行业，也意味着有很多新的投资机会。除了经营三个歌迷会的KTV门店，蔡健雄还参与投资了Kmi公司，为KTV行业提供数字化服务和运营管理支持。还获得了腾讯、美团的B轮融资。

彭杰豪现在正努力增加线上引流，增加与嘉宾的互动。他觉得，KTV行业还有很多增长点，比如三四线城市、县城等“下沉”市场。城市年轻人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虽然经营KTV有种种困难，但经营KTV十几年的彭杰豪说，“我绝对喜欢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了，如果我能坚持，我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