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翔原创·作者｜鸿鉴
核心要点
1999年8月，《时代周刊》出版特刊——《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亚洲人物》。
在这份名单中，政治家有中国的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印度的甘地、新加坡的李光耀，企业家有丰田英二，文化界有黑泽明、泰戈尔。
他们都是大牌。
榜单上还有一位鲜为人知的人——井上大辅，大多数人并不认识他，但熟悉他的发明——卡拉OK。
井上大辅1940年出生于日本大阪，长大后在酒吧担任伴奏。 1971年，一位老顾客希望井上能到旅游地演出，井上却因故未能同去。 于是他找到了折衷方案，根据老顾客熟悉的音调和节奏录制了伴奏磁带。
伴奏带大受欢迎，“请为我谱曲”的请求随之而来，这也催生了井上发明卡拉OK的灵感。
在实验中，井上制作了一台由扬声器和定时器组成的机器，并将其命名为“8 JUKE”。 在伴奏下唱歌，这是No.1卡拉OK机。
井上大辅和“8 JUKE”
卡拉OK机放在酒吧的柜台上后，井上让女服务员唱了一首《陀》，然后请客人们跟着唱。 效果很快就收到了。 从晚上六点三十分到凌晨一点三十分，话筒一直没有停过，酒吧的生意也随之而来。 繁荣。
许多公司从卡拉OK机中嗅到了商机，于是他们根据井上的想法推出了自己的机型。 卡拉OK在日本迅速流行起来，涉足卡拉OK的公司在这股热潮中赚得盆满钵满。
有趣的是，井上本人并没有申请专利，尽管这会给他带来高达 1.5 亿美元的收入。 发明人相当乐观，表示不后悔失去专利权。 如果说专利权让他在80年代一夜暴富，那么在日本经济衰退后，他也可能因过度介入各种投资而背负巨额债务。
卡拉OK的出现，让害羞的日本人放下包袱，像明星一样歌唱。 在火热的发展中，卡拉OK走出日本，风靡亚洲。
卡拉 OK 对亚洲文化有多大影响？ 《时代》杂志对井上的评价恰到好处：他改变了亚洲的夜晚。
改变的不只是夜，娱乐圈也是如此。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中国以来量贩式ktv服务员培训资料，卡拉OK在重塑中国人夜生活的同时，也发展出了庞大的产业链。 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卡拉OK在中国几经沉浮，形式也一再迭代。 现在，它又一次走到了危险的地步。 这一次，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卡拉OK会有未来吗？
卡拉 OK 热潮席卷 90 年代
当卡拉OK风靡亚洲其他国家时，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正在寻找与国外企业合作的机会。
当时，外商对中国的开放政策还存有顾虑。 负责外事的官员希望外国商人首先尝试进入中国市场，而卡拉OK是一种不需要太多投资就能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新事物。
1988年1月，中国大陆第一家卡拉OK厅在广州东方宾馆悄然开业。 东方宾馆卡拉OK厅为开放式厅，可容纳60人。 圆形的小舞台上放着歌唱设备。
1988年，广州东方宾馆卡拉OK厅
当时，东方宾馆的卡拉OK厅招待外国宾客和政要的居多，但这种新的娱乐方式很快在广州等地流行开来，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
1988年夏，北京第一家卡拉OK歌厅出现在东郊——“友歌歌厅”。 消失了40多年的商业歌厅重新出现在北京。 虽然引起了争议，但很快就遍地开花。 据北京市文化局统计，截至1993年9月，北京市有注册歌厅282家。 到1995年，全国新建包括歌厅在内的文化娱乐场所1400多个。
卡拉 OK 在正确的时间打开。 改革开放后，港台流行音乐遍布大街小巷。 小虎队的人都知道，在1988年的龙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程琳演唱了一首《新天佑》，带来了动感的民谣节奏。 在日益丰富的娱乐生活中，人们渴望展现自己的歌声和更多的个性表达。
那时候歌厅有多火？ 有饭店、饭店和旅馆； 有大街有小巷； 有的地方连食品店、菜摊都改成了卡拉OK厅。
这改变了北京的夜晚。 过去，晚上七八点钟，商店都关门了，人们吃完饭，看看电视就准备睡觉了。 卡拉OK的出现，点燃了人们对夜生活的热情，晚上10点才有卡拉OK。 热闹之初，北京市文化局原本规定卡拉OK厅的营业时间不得超过0:00，后来逐渐放宽至凌晨2:00，经特别批准，甚至可以开放直到凌晨 3:00。
最初，卡拉OK的曲源大多来自日本、新加坡等地。 内地唱片公司发现商机后，纷纷加入卡拉OK唱片的制作。 卡拉OK热与内地音乐发展相得益彰。 《弯弯的月亮》、《家书》、《浪涛声》是当时卡拉OK歌厅最流行的歌曲。 这个过程的见证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吸引力。
KTV取代卡拉OK厅，群众狂欢
1995年，卡拉OK还不怎么行。
经过几年的积累，歌厅的设备和服务已逐步完善。 投资者看到利润，不惜重金升级歌厅。 最早的厅堂式卡拉OK，改造成各种豪华包间，配备了当时少见的空调和大电视，外加各种洋烟酒，吃喝玩乐应有尽有乐趣。
由于当时对豪华包间有最低消费标准，客人一晚花费几百甚至上千是家常便饭，歌厅逐渐成为富人专属的高消费场所。
在卡拉OK越来越贵的同时，酒吧、运动健身等丰富的娱乐活动也在兴起。 普通人用脚投票。 但歌厅不规范收费、有偿陪驾等问题引起监管层关注。 随着资金的减少，曾经是人们夜生活主要场所的卡拉OK厅变得越来越冷清。
1995年4月，北京日报在《歌舞厅要对外开放》一文中写道，豪华歌舞厅的上座率普遍不足40%，一些歌舞厅已经悄然关门。 到2000年，北京70%的歌厅已经关门。 就连曾经在王府井相当红火的两家歌厅，也难逃倒闭的命运。
群众歌厅要复兴，还是要回归群众。 在传统豪华歌厅没落的同时，变革也在悄然来临。
2000年，旋律KTV登陆北京，带来了日本大众市场的卡拉OK。 日语单词“mass sale”有“批量批发”、“自助服务”等含义，引申为“ sale”指的是一种透明、消费者自助、低价的商业模式。
的经营模式很好地体现了量贩的特点，比如明确禁止给小费，欢迎客人自带食物。 最吸引人的是面积大，性价比高。 一个小包间可以容纳四五个人。 目前的价格是白天39元/小时，晚上100元/小时。 亲朋好友聚会，KTV是最佳选择。
说起大众KTV的发展，不得不提的品牌就是来自台北的Cash 。
KTV KTV是KTV行业的佼佼者。 1995年1月，KTV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KTV落户上海静安。 图案。 两年后，钱柜在上海卢湾开设了第三家门店，此次会议上的钱柜风靡全上海。
2001年，千彩进入北京，北京第一家门店在朝外开业。 富丽堂皇的装潢，实惠丰盛的自助餐，钱盒KTV让美乐蒂相形见绌，北京所有名流和年轻人都被深深吸引。 此后几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武汉等地的千财新店相继开张。 那个时候，千彩不仅仅是一家KTV的名字，更是时尚与品位的象征。
从北京朝外店的经营情况可以看出钱箱的火爆程度。 据店员回忆，这家朝外店开业以来人气非常旺。 最热的时候是2005年到2009年，那时候包间要提前两天预定。 就算是平日，也是每晚都爆满，月收入能过千万。
鼎盛时期，公司还拥有自己的厂房，专业供应音箱、音响等设备； 为公司开办培训学校； 并拥有一本时尚杂志，风头无两。
然而，经过十余年的大好时光，收银机开始像传统歌厅一样没落，大众KTV也面临挑战。
歌声笑声中，变化悄然来临。
几度起起伏伏，出路何在
2015年1月，风靡十余年的现金抽屉朝外店关门歇业。
这是近两年来千桂在北京关闭的第三家门店。 在先后关闭第一家店、雍和宫店、朝外店后，昔日的KTV行业领头羊只剩下惠新东桥附近的最后一家店了。
不仅是北京，其他城市的钱箱经营情况同样惨淡。 2015年内地市场KTV KTV业务量大幅缩减，门店数量从17家减少到3家，其中2家在上海，这两家门店也都在倒卖中，除了唯一一家有利可图的徐汇店可以卖出更好的价格，而剩余的八佰伴店转让的条件是帮助收银员还清债务。
公司的衰落有其自身的问题。 2008年，公司陷入管理层风波。 原董事长刘英坚持“先做KTV”，再考虑盈利问题。 他的发展思路引起了股东的不满。 同年9月，董事会将刘影踢出办公室，钱财一出任泰胜主教练。
与刘影“快速扩张”的思路不同，新老板更注重成本控制。 上任后，他先是削减了自助餐，继而削减开支，停止了门店扩张。 结果，大量员工离职，服务质量下降，钱箱收入也每况愈下。 恶性循环中，钱箱有高价无好服务，其衰落在所难免。
然而，近几年下滑的不只是钱箱，整个传统KTV行业都在走下坡路。
在KTV蓬勃发展的同时，房地产行业也在大踏步前进。 无论是北上广深，还是三四线城市，商铺租金都在上涨。 大众KTV吸引顾客的关键是面积大。 单家店面有3000、4000平方米。 由于规模，租金压力越来越大。
和房地产一样引人注目的还有互联网行业。
2016年，在中关村南大街开业十余年，承载着周边几所高校数万学子记忆的美乐蒂KTV店被撤下，取而代之的是口腔健康科技创新空间。从2015年开始的中关村业态调整来看。 当时相比线下K歌，全民创业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几年前量贩式ktv服务员培训资料，团购APP靠低价争夺市场的O2O大战还历历在目。 低价大战让KTV行业竞争激烈，利润缩水。 除了团购，移动互联网的浪潮带来了更多的娱乐方式。 互联网公司正在关注被称为 Z 世代的年轻人。Z 世代拥有多种娱乐方式。 与线下唱歌相比，很多人更喜欢在手机上看视频、玩游戏来打发时间。
就连唱歌的大本营也遭遇了来自网络的冲击。 在线K歌APP和迷你KTV正在分流属于线下KTV的消费者。 凭借海量的曲库、灵活有趣的产品功能以及互联网特有的社交属性，桑巴、全民K歌等在线K歌应用成为新潮选择。 2016年以来，大量迷你KTV出现在商场、超市、电玩城、步行街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让人们在逛街休息或逛街时，进入包厢式的迷你KTV，唱一曲。等一张桌子。
传统KTV也曾尝试转型。 比如，公司推出了“”APP，但与装备精良的互联网大军相比，玩家们的努力并没有溅起半点水花。
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年轻人越来越宅，KTV开始下乡。 用现在流行的词汇来说，就是下沉。 在广阔的下沉市场中，KTV已经成为中老年人最喜爱的社交场所。 这项生意在很多地方依然红火，但曾经作为时尚象征的KTV，如今作为“夕阳产业”却有些落寞。
面对现实，传统KTV也在努力在体验上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设计创意主题包间、增加电影点播设备让KTV变成私人影院、增加台球等娱乐项目和棋盘游戏等。这些努力非常有效。 近两年，传统KTV市场规模企稳回升，扭转颓势。 然而，传统KTV行业模式的风险依然存在。 今年疫情的出现，更是暴露了这个问题。
来源：《2019年K歌新媒体场景营销白皮书》，艾瑞咨询
日前，与众多明星结缘的北京“卡拉OK之王”旗舰店总经理发布了一封广为流传的员工内部信。 内部信称，由于疫情期间门店连续停业，北京“卡拉OK之王”面临巨大资金压力，将与全体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美KTV投资人、橘子水晶酒店原创始人吴海近日发表的《嘿，我只是一家中小微企业》一文也引发热议。 共计551.54万元，人工成本占62%，租金成本占33%。 账户里还有1200万，没有生意也没有收入只能维持2个月。
但排除疫情，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歌王》旗舰店总经理在一封内部信中提到：与往年相比，2019年《歌王》的表现与往年相去甚远。 众人无语。
显然，即使没有疫情，KTV的日子也不会这么好过。
线下重、成本高、同质化是目前KTV行业无法回避的问题。 与此同时，娱乐方式也层出不穷。 KTV靠推陈出新俘获年轻人的心，似乎优势不大。 但还是有人选择坚持。 比如吴海就坚持认为KTV还是一门好生意，发明了线上K歌模式的唱吧创始人陈华也通过线下麦松KTV稳步赚钱。
事实上，线下KTV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8年整体卡拉OK娱乐市场总规模达到1294.1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KTV业态达到1280.2亿元。 庞大的KTV市场有其不可替代的线下特点，但在底层技术不断更新、新的娱乐设备和方式层出不穷的当下，危机依然潜伏在四周。
KTV能否复兴？ 回首过去，答案不难发现：卡拉OK进入中国30多年，几经沉浮，又基于自身业务调整东山再起。 消失。
参考：
《四十年四十个第一：第一个歌厅》，中央电视台
《卡拉OK的兴衰》，北京日报
《青岛内地：上海最后2家门店招买家，北京1家暂留》，澎湃新闻
《最老钱柜朝外店也关门了，KTV，你好吗？》，第一财经
《北京 KTV朝外店明天关门月收入破千万》，新京报
《2017中国迷你KTV行业白皮书》，艾媒咨询
《2019 K歌新媒体场景营销白皮书》，艾瑞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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