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并非仅仅是人们用于唱歌的地点，其之所以受到热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社交属性；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冲击，这一社交功能逐渐被削弱，导致KTV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若要重新吸引消费者进行K歌，就必须创新出全新的社交情境。
文｜《财经》记者 马霖
编辑｜余乐
同乐迪量贩KTV的掌舵人彭杰浩近期颇为忧心。他在辽宁开设的两家分店虽已开业，然而营业额却不及往日的半数，而北京的五家店铺至今尚未获得重新开业的批准。
彭杰浩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何时能够结束这种状况，目前他手下还有80多位员工。他提到，部分KTV已经无法继续坚持，而我们也在思考，如果真的撑不下去了，那就放弃吧。
胡晓伟，AK铜锣湾连锁KTV的负责人，正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他在江苏拥有29家分店，这些门店已经关闭了三个多月，而关于何时能够重新开业的消息，他依然一无所知。
企查查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KTV娱乐行业共有246家企业宣布停业或被撤销营业执照。昔日因“王思聪一晚消费250万”事件而名声大噪的北京K歌之王，因财务困境，不得不与200名员工终止劳动合同。而温莎KTV的员工们则选择去盒马鲜生担任临时工，以度过眼前的难关。众多KTV经营者反映，他们承受着贷款和租金的双重压力，难以呼吸，而从事KTV行业的员工生活同样陷入困境。
曾陪伴我国70、80年代青年成长的量贩式KTV行业已陷入低迷多年，而疫情的爆发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
近年来，年轻人在线上平台享受了层出不穷的娱乐新选择，诸如直播、短视频、网络K歌、网络游戏等。与此同时，线下演唱会、酒吧、电影消费也分走了消费者有限的休闲时光。然而，KTV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近30年的时间里鲜有创新，其创新力显得严重匮乏。
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KTV企业数量达到了12万家的顶峰，然而在2016年却遭遇了断崖式的下滑，数量急剧减少至5万家以上，到了2018年，这一数字更是进一步减少至4.9万家。与此同时，KTV的消费价格也从2014年的141元每小时降至2018年的95元每小时。
疫情加深了KTV行业的生存难题，同时也促使从业者思考，如何使年轻人重新对K歌这种娱乐形式产生兴趣。换言之，新一代的年轻人是否必然会重返传统的K歌场所呢？
盼“五一”后复工
受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我国众多KTV自疫情爆发以来普遍暂停营业，至于何时能够恢复运营，目前尚无确切时间表。
房租与员工薪资构成了沉重的负担，每月需支付约三百万元租金，众多房东不愿减免租金，部分房东甚至只愿意承担一半。胡晓伟经营着29家门店，员工总数超过700人，他每月为员工提供2000元的生活补贴，然而连续多月的停业让他倍感压力。
租金和人力成本增长迅猛，若失去收入来源，维持生计将变得异常艰难。胡晓伟无奈之下，出售了他经营了五年的店铺。那家店铺的月租金为10万元，拥有40间包房，正逢需要投入资金进行翻新的时候。
胡晓伟持续为一线员工寻觅兼职机会，他们中有人选择了在洗车店打工，也有人投身快递行业，此外，还有一些人则在口罩制造厂或建筑工地担任临时工。
曾浩然指出，除却那些规模庞大的连锁KTV外，目前多数KTV均已为员工放长假，且未发放薪资。在这些KTV中，仅有少数核心员工享有社保待遇，而大多数员工则没有。从业于量贩KTV的员工大多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多是从初高中毕业的服务员或店长，以及来自外省和农村的年轻人。他们的收入普遍不高，且长时间未能恢复工作，这对低收入群体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某些KTV即便暂时可以拖欠房租和员工工资，其影响可能要在恢复营业之后才会明显体现。复工后，他们很快就会遇到开工不足的问题，甚至不开张亏损可能比开张还要严重，届时可能会有更多的商家选择将店面转手。曾浩然如此表示。
据他推算，目前我国已有10%的KTV恢复营业，另外20%在地方政府的默认下悄然重启，而剩余的70%尚未恢复运营。
依照相关规定，在疫情低风险区域，商家有权自行安排复工复产的具体时间。对于旅游文化、餐饮服务以及那些空间封闭且人员密集的场所，政府鼓励通过预约、分流以及限制人流量等方式来调节人员密集度。4月16日，厦门市成为首个公布KTV复工政策的城市，紧接着在4月18日，海口市也发布了允许网吧、KTV等娱乐场所自主恢复运营的公告。近期，宜春市发布了一则通告，明确指出自5月1日起，全市范围内的KTV、演艺吧、电影院、网吧等娱乐场所将逐步恢复正常营业。曾浩然分析，多数地区的复苏可能需等到“五一”节之后，但这一前提是疫情形势不出现反弹。
K歌，过时了吗？
KTV所提供的服务远不止“唱歌”与“酒水”这么单一。该行业之所以一度兴盛，正是因为其社交属性；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冲击，它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变得寂寥落寞。
1994年，钱柜这一源自中国台湾的连锁品牌，在大陆市场开设了首间门店，迅速点燃了量贩式KTV的流行之风。以此为参照，全国范围内涌现出众多以钱柜为标杆的KTV量贩连锁，如好乐迪、麦乐迪、夏绿地等。
陈骊，31岁，清晰地记得，她初次踏入KTV的时光是在2004年的初三暑假。自那以后，唱K逐渐成为了她每次考试结束后、与同学们聚餐的固定娱乐活动。同学们都十分喜爱听歌，父母也常在家中播放DVD，大家拿着麦克风一起唱歌。那时，她便觉得KTV的氛围和音效远胜家中，与同学们一起活动的氛围也更加热烈。她向《财经》记者分享了自己的这些感受。
汪莹朵，这位80后，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踏入KTV是为了给同学举办生日派对。“那段时光，我们特别喜爱去KTV，因为那时正是华语乐坛的辉煌时期。”
2012年，KTV行业的消费增速迎来了转折点。美亚歌KTV管理咨询的创始人曾浩然向《财经》杂志的记者透露，当年国家开始对公务消费进行限制，这一政策对KTV的消费市场造成了显著的影响。
胡晓伟指出，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和网络化带来的影响更为显著。在智能手机盛行的时代，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娱乐消费等各方面都逐渐转向线上。个人能力得到增强，年轻一代在手机上能够轻松获取各种娱乐活动，诸如网络游戏、综艺节目、购物、直播以及线上交流等。胡晓伟强调，“互联网满足了众多人极其细致的需求。”
自2014年以来，KTV行业的公司普遍察觉到其经营状况较以往有所下滑。进入2015年，钱柜KTV开始大规模关闭门店，与此同时，万达集团旗下的80余家大歌星KTV也纷纷宣布歇业，这一现象成为该价值1200亿元的行业陷入低谷的标志性事件。
陈骊近来的KTV光顾频率显著降低。在大学期间，社团组织的活动、宿舍的聚会以及寒暑假与老友的聚会，总计一年中她大约会去KTV多达十几次。然而，步入职场后，这一数字锐减，一年中最多仅三四次。通常情况下，她会选择在享受优惠活动时前往，例如银行提供的联合优惠或是京东Plus会员的专属活动等。一些年轻人纷纷在网络上抱怨，指出当前的KTV主要成为了中老年人的消费天地，其店面装潢和服务项目都缺乏吸引力。
深圳市文化市场行业协会的秘书长付自虎向《财经》记者透露，自2000年开始培育的70、80年代出生的消费者如今已步入三四十岁，他们消费频次降低属正常现象。90、00后应成为KTV的主要消费群体，他们拥有更充裕的娱乐时间和社交需求。然而，许多90后并不认为KTV具有吸引力，这恰恰是KTV行业日益衰落的关键所在。
北京歌友会连锁KTV的投资者蔡建雄向《财经》杂志的记者透露，目前经营KTV所获得的利润极为有限。他回忆说，2008年投资开设一家分店，仅需一年时间即可收回成本，但如今，即便是一家分店，每月的盈利也仅有20万元，而要实现回本，至少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他举例说明，该门店拥有40间包房，占地1500平方米，每月的营业额在80至90万元之间。其中，月租金高达30万元以上，按每天1.2万元计算。此外，20至25名员工的食宿、工资及其他开销等月成本也超过60万元。而且，门店每三四年就需要进行一次重新投资，包括升级点歌系统、更新音响、灯光设备以及软装翻新。自2012年起，租金水平已上升了三至四倍，员工薪资水平也由原先的2000元增至5000元至6000元，然而，收费标准却呈现下降趋势。
服务缺乏创新
在疫情反复的背景下，众多KTV经营者纷纷陷入停业困境，开始深入思考行业所遭遇的种种挑战。
众多KTV从业者指出，KTV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以及企业内部的管理模式，均对量贩式KTV的进步产生了限制。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KTV所提供的产品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创新不足，这使得年轻人感到乏味。许多KTV仍旧依赖销售酒水来获取利润。
KTV行业已由高速增长转变为稳定增长，竞争态势亦愈发激烈。然而，该公司的经营管理模式仍旧较为粗放，营销手段未能与时俱进，会员管理能力不足，且公司内部在绩效和目标管理方面亦显得较为粗放。
曾浩然指出，众多KTV的核心职能依旧集中在排班、接待以及处理顾客投诉等方面。他们往往只关注设定目标，例如设定年营收达到800万的指标，却鲜少思考如何通过有效管理来实现这些目标。KTV行业的从业人员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且长期以来缺乏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这一状况极大地限制了该行业的进步。
日本，一个娱乐产业繁荣的国家，也是K歌文化的诞生地。国内拥有七八家颇具实力的KTV连锁品牌，其中不乏像第一兴商这样的上市公司。相较之下，我国的KTV行业尚未步入管理标准化的阶段，企业整体实力较弱，加盟率也相对较低。
一个健全的加盟体系对企业而言，不仅能增强品牌影响力与吸引顾客，还能有效提升会员管理效率。然而，在我国KTV行业，大多数是由个人投资者或少数合伙人共同出资开设店铺，导致许多地区出现了同名店铺，这实际上属于“同名现象”，而非真正的加盟输出。具备加盟资质的企业寥寥无几，其中不乏唱吧麦颂、台北纯K、魅KTV、K歌之王、宝乐迪等知名品牌。
此次疫情对KTV行业产生了洗牌的催化作用，它加速了老旧产能的淘汰，那些忽视管理、无法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的KTV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曾浩然指出，疫情之严重程度不仅范围广泛，还无意中损害了一些原本管理有方的店铺。随着疫情逐渐常态化，预计商家在这一年里都将面临艰难的生存环境。
陈骊提出，KTV业者应设法吸引更多学生及年轻白领。他在个人体验中提到，自己常去KTV听陈奕迅等资深歌手的歌曲。大学生们拥有充裕的时间，可以选择通宵唱歌。他的90后同事们则热衷于观看各类综艺节目，如《我是歌手》、《中国有嘻哈》等。他们追逐着汪苏泷、许嵩、华晨宇、周深等新一代明星的音乐，以及各种在抖音上流行的神曲。
K歌爱好者群体并未消失，疫情爆发前，每到周末，店内总是人潮涌动，甚至需等待一两个小时。KTV作为释放情绪的场所，当前面临的是如何应对消费者数量减少和消费频率下降的挑战。蔡建雄如此表示。
胡晓伟同样觉得，尽管娱乐途径愈发丰富，KTV依旧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是人们放松身心的关键途径。在歌声中，人们得以缓解压力，实现自我愉悦，社交互动的需求依然促使他们以音乐为媒介，结交朋友。
音乐拥有其独特的特质，其节奏、韵律和鼓点超越了语言的界限，能够带给人们一种天生的放松感；当人们聆听到动听的歌曲时，往往会被深深触动。
如何让K歌再次变酷？
近年来，市面上涌现出诸多新颖的歌唱娱乐形式，诸如酷我、酷狗、唱吧、全民K歌等网络云端K歌应用，还有商场内流行的迷你歌咏亭如密哒、友唱等，这些新型娱乐模式同样能够满足部分用户对K歌的渴望。
曾浩然对这些新兴的歌唱娱乐形式持有看法，他指出，在此之前，无论是个人还是创投资本领投的项目都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投资热潮迭起，甚至出现了投资过度的现象；然而，近半年来，投资热度已有明显下降。
歌咏亭是利用人们在等待飞机或逛街时的零散时间，虽然存在需求，但这种需求并不强烈。这类娱乐方式并不会对量贩式KTV的生意造成太大影响。线上云K歌与线下KTV之间的关系，就好比去酒吧还是在家喝酒的选择。在家喝啤酒可能只需花费几块钱，但年轻人更倾向于去酒吧。因为在特定的场合，与一群人一起，才能感受到那份独特的氛围。
付自虎指出，KTV本质上是一个以歌唱为媒介的线下社交场所。若只是单纯想唱歌，借助唱吧App或歌咏亭也能实现。然而，在KTV这种特定的线下环境中，人们能够真正地实现社交互动，从而加深朋友间的感情交流。
陈骊作为消费者，也认同KTV的社交价值更为突出。“如今，人们似乎不再为了追求音效而前往KTV，因为唱吧已经推出了话筒，‘素人’也能进行直播。”她觉得，KTV最理想的消费环境应当是热闹的娱乐场所。她回忆起上次去KTV的经历，那是和同事们一起为年会排练节目，“我们在好乐迪唱《卡路里》，反复播放这首歌，感觉非常放松。”
为了吸引新的消费群体，近期一些实力较强的KTV连锁企业开始尝试经营具有更强社交功能的高端KTV。例如，台北纯K推出了旗下的子品牌K-，而温莎则推出了子品牌W K-bar。这些新型KTV进行了创新性的尝试，为顾客打造了集唱歌、派对、酒吧于一体的多功能空间。包房内部不再仅限于传统的沙发围绕桌子的布局，而是划分出多个区域，使得前来唱歌的年轻人们有更多娱乐选择，包括网络游戏、电子竞技和桌球等。派立方KTV更是以派对为主题，提供定制生日和管家服务，同时还能邀请主持人进入包房主持活动。
这些高端的KTV在硬件设施上的投入更为慷慨，通过多台投影设备在包房内打造出海底、山间等多样化的氛围，并推出了透明玻璃包房等创新装饰。此外，其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也较为出众，相较于一般的KTV，服务态度更为热情、得体。值得一提的是，台北纯K更是聘请了台岛师傅，专门制作地道的台岛美食。
还有一些KTV采取低价策略，力求将成本削减至最低，同时运用先进技术，为顾客带来全新的产品与服务。比如，魅KTV便允许歌者实现不同地区陌生人间的同步合唱，借助全息、AR等高科技手段，营造出与明星同台竞技的视听体验，并且还能将顾客的影像资料投射至屏幕，增强现场氛围。采取这种控制费用、确保基本服务质量的方法，使得某些KTV能够更便捷地开设分店，比如魅KTV已开设了100家分店，而唱吧麦颂更是拥有400家分店。
曾浩然指出，这类目标明确、定位清晰的连锁店在近两年内将更受年轻人青睐。然而，众多KTV经营者仍采用较为粗放的经营策略，陷入低层次的竞争。他们误以为“只要装修得体，价格低廉，便能击败对手”。而那些经营不善、缺乏特色的店铺，往往处于尴尬境地，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付自虎指出，当前网红直播带货已成为一股热潮，他所隶属的协会正致力于策划，如何对KTV员工进行培训，以便在直播平台上发布优质内容，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前来娱乐。他还提到，部分KTV已觉醒“数据主权”意识，比如广东地区的皇室派对KTV便通过自家的App，为顾客提供预订包房服务，从而将会员管理和数据运营的自主权从美团等大型平台中收回。
曾浩然指出，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渐减弱，未来仍有许多投资者对投身KTV行业表现出浓厚兴趣。他认为，只要经营得当，KTV的投资回报相当可观。他进一步解释说，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已从追求暴利转向了追求正常规模的收入。目前来看，从2008年到2013年的半年到一年半内即可收回成本，而如今仅需两到三年即可实现盈利。
他表示，不少行业“门外汉”的新鲜力量正涌入KTV领域，这无疑为该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魅KTV的众多员工出身于酒店、互联网以及新零售等行业，他们为KTV行业带来了多元化的经营理念。
该行业技术发展滞后，且创新不足，却孕育了众多新的投资机遇。在管理三家歌友会KTV门店的同时，蔡建雄还投身于K米公司的投资，该公司致力于为KTV行业提供数字化服务及运营管理援助，包括KTV手机在线点歌、K歌直播、包厢预订等功能。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公司已成功获得了腾讯和美团的投资，并完成了B轮融资。
彭杰浩正在努力增强线上吸引用户的能力，并提升与顾客的交流频率。他认为KTV行业在多个方面仍有发展潜力，比如三四线城市以及县城等所谓的“下沉”市场。以北京为例，那里的月租金高达几十万元，相当于三四线城市一年的租金总额，而这些城市的年轻人也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尽管经营KTV面临诸多挑战，然而拥有十几年KTV经营经验的彭杰浩表示：“我对这个行业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么多年来能够坚守，未来也必定会持续坚持下去。”
（应采访对象要求，彭杰浩、陈骊、汪莹朵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