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同样备受瞩目的KTV，因其装修的奢华，以及偶遇明星等趣闻轶事，引发了众多人的热烈追捧，他们纷纷感叹：“在朝外钱柜，我们可以尽情地睡、嗨、喝，直到最后一刻。”

但这一切，都已仿若隔世了。

如今，KTV正在褪去其光环，门庭冷落车马稀，艰难求生。

央视公布的数据表明，在2020年，由于疫情及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KTV行业的整体客流量锐减至70%-80%，年轻顾客大量流失，高消费模式不复存在，仅靠老年顾客群体，连支付租金都变得异常艰难。

2019年的业绩与前些年相较，差异显著，让人咋舌不已。到了2020年2月8日，一封由“K歌之王”署名的《总经理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信中提到，原本计划在2020年大显身手，然而“受疫情影响，公司持续面临闭店困境，导致现有财务状况承受着巨大压力”。“K歌之王”已与200余名员工终止劳动合同，并已启动破产清算程序。

在同一时段，魅KTV与桔子水晶的创始人吴海撰写了一篇题为《哎，我只是个做中小微企业的》的文章，他在文中坦陈，魅KTV每月的固定成本高达551.54万元，而账面上现有的资金仅能支撑两个月。

行业龙头尚且如此，其他小企业更是苦不堪言。

依据天眼查提供的信息，截止到2021年3月，我国存续的KTV企业数量已锐减至6.4万家，与此同时，注销或被吊销的企业数量高达4万家，这一数字几乎占据了现存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二。与2015年达到的顶峰时的12万家相比，这一降幅几乎达到了一半。

那些尚未破产、勉力维持经营的KTV，多数情况是因已投入大量资金，短期内难以抽身，因此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营业，力求每天都能收回一些现金。

温莎KTV的董事与总经理魏崴表示：“这标志着我们公司首次思考如何继续生存下去。”

为了实现自救，他迅速组织全体员工，历经一个月的紧张筹备，成功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推出了“温莎小厨”这一新项目。在这个平台上，他们精心挑选了毛豆、鸭脖、凤爪、猪耳朵以及香辣虾等多种“下酒菜”，并开始提供外卖服务。

然而，这条有关外卖的推送，其阅读量仅有寥寥500次，至于具体订单的数量，信息并不明确。

真正要命的还是，曾经的KTV消费主力，正在渐行渐远。

今年三月，湖南一城市节目组对长沙的“好声音KTV”进行了探访。该店负责人透露，店内设有六十个包间，其建设成本已超过一千七百万，而在白天时段，前来消费的顾客群体主要是中老年人士。

尽管这些年纪较大的顾客通常自己携带饮料和食品，很少在店内消费，导致盈利空间非常狭窄，但为了增加店铺的人气，店家还是下定决心推出了充值400元即可享受20次唱歌的优惠活动。

倒闭潮来了！

KTV爆火和落幕，其实都是时代的选择。

在夜幕低垂的酒吧内，手握麦克风，歌声中释放着累积的压力，1970年代，一位伴奏乐手灵机一动，促使卡拉OK迅速在日本各地流行开来。

这阵风后来吹到了中国。

1988年夏天，北京第一家卡拉OK歌厅开业。

以前，一到晚上七八点钟，人们几乎无处可去；晚餐过后，只是简单地看看电视便进入梦乡。然而，随着这种新颖的娱乐形式的出现，夜生活瞬间变得丰富多彩。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北京地区就新开了七十多家卡拉OK场所。

卡拉OK的出现，让夜晚就此改变。

在20世纪90年代，卡拉OK这一娱乐形式从城市蔓延至乡村，迅速流行开来，几乎遍布大江南北，每晚都吸引了众多人群，场面热闹非凡。

热情高涨之际，各类亲朋聚会、单位活动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卡拉OK比赛如雨后春笋般接连举行。其中，在上海举行的“黄楼卡拉OK大奖赛”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两千多名参赛者踊跃报名。

根据北京市文化局的统计数据，1993年全市的注册歌厅数量达到了282家，而仅仅在两年后的1995年，这一数字便激增至1400余家。

即便如此，北京市文化局在应对社会广泛呼声的压力下，将原先规定的“歌厅营业时间不得晚于午夜12点”的时限，调整为至凌晨2点，且在特殊批准的情况下，营业时间可延长至凌晨3点。

强烈的市场需求吸引了众多商家纷纷加入，他们不仅将原本简单的唱歌活动转变为时尚的高消费娱乐，而且许多投资者纷纷投入百万甚至千万巨资，将KTV打造成为富丽堂皇的“高端场所”。

相关报道揭示，1995年，位于东四南大街的卡拉OK场所，消费情况如下：一罐可口可乐售价38元，一瓶矿泉水28元，一瓶啤酒45元……此外，还需支付15%的服务费和包间费。

在KTV消费，已不仅仅是潮流所向，更逐渐演变为身份与地位的标志。

1995年1月，内地首家钱柜在上海盛大开业。其豪华的大堂、隐秘的包厢、弥漫着富豪气息的洋酒以及璀璨的水晶灯，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这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娱乐需求，更彰显了面子的重要性，将“高端定位”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

当时钱柜人气爆棚，需提前两天方能成功预约，一晚上的消费动辄上千，对于上海职工的平均月薪不足2000元来说，这并不罕见。不仅如此，钱柜还开设了培训学校，发行时尚杂志，并且拥有自己的音响设备生产厂房，一时间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

这位享有“K歌之王”美誉的艺人，其股东阵容星光熠熠，陈奕迅等众多明星亦在其中。在上海分店开业之际，陈冠希亲自莅临现场，向华强夫妇、陈小春等人公开表达祝福，场面热烈。此举不仅吸引了众多富豪前来捧场，也为店铺增色不少。

自带的光环如同明星，使得这位K歌之王在高端时尚界迅速崭露头角。随后，它接连在众多城市设立了分店，尤其是在北京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其单店营业面积竟达5500平方米，尽显奢华与尊贵。

那时，华语音乐界正处于繁荣的高峰期，与此同时，国民的娱乐手段相对单一，KTV这种集娱乐、休闲、社交于一体的私人场所，迅速满足了大众的交际愿望。

据调查，2008年至2011年间，我国KTV行业的企业数量呈现迅猛增长态势，其年均增速超过了10%。然而，这样的繁荣并未持续太久；就在王思聪将其推上热搜的短暂时间内，传统KTV的倒闭现象已经开始逐渐显现。

《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揭示，2016年期间，传统KTV的数目急剧下降，降幅高达近60%。

挡不住的寂寞

KTV行业正逐渐陷入低谷，这一现象源于房租上涨、人力成本增加、产业环境恶化以及消费者习惯的改变等多重因素的叠加效应。

KTV的经营中，租金构成了最大的开销。这类娱乐场所通常位于城市的繁华商业中心，占地面积相当广泛。像钱柜、好乐迪这样的知名连锁品牌，其旗舰店往往占据三四层楼，面积可达数千平方米。

KTV行业正值鼎盛时期，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亦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在2014年左右，不论是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还是二线乃至三线、四线城市，商铺的租金价格普遍呈现上涨趋势。

量贩式KTV之所以能吸引消费者，主要在于其宽敞的面积，然而这也导致了其租金负担日益沉重。在吴海投资魅KTV时，他在《哎，我只是个做中小微企业的》一书中提到，魅KTV的租金开支已经占据了其经营费用的三分之一。相较之下，2016年时，魅KTV的经营成本中，租金所占比例仅为四分之一。

租金的急剧攀升，已然成为悬在KTV行业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五年前，大多数KTV仅需两年便可收回投资成本，而如今至少需要三年时间。2020年，杭州的一名业内人士透露，按照惯例，租赁合同每五年更新一次，每次续签时房租至少得上涨20%至30%。

何况是，近些年来，消费者对于装饰的标准不断提升，装修的费用持续攀升，差不多每两三年就需要进行一次全新的装饰。即便是在杭州经营状况尚可的KTV，其每月的营业收入也仅有三十万元左右。

与此同时，粗放狂奔中被忽略的“音乐版权问题”也浮出了水面。

2014年，我国的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音集协，启动了一系列紧张的版权保护措施。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他们针对著作权侵权案件提起的诉讼就超过了千起。以当时KTV市场的整体规模达到800亿元为依据，如果按照1%的版权费率来计算，音集协理论上能够获得的版权费用最高可达8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