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法治日报《法人》全媒体记者银昕
快到中秋节的时候, 首都北京那夜色斑斓的地方, 人流和车流比平常日子增多了好些。CBD商务中心区，三里屯SOHO，望京，后海呀……处处都展现出节日那种喧哗且喜庆的样子。不过，有一个地方, 人影非常少，跟这热闹又繁华的情景有着明显的反差, 这个地方就是作为夜生活三部曲（晚宴、K歌、撸串）其中之一的KTV。“把新冠疫情的因素排除掉的话, 实际上我们的生意从2019年起就不好做了。如今，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 在KTV行业继续坚持着的人, 都是在勉强支撑着。”。当《法人》记者就KTV那呈现出的日益冷清萧条之状况进行采访时, 天秤座KTV龙德广场店的店长史海波表达了相关看法。
20世纪90年代，“卡拉OK”进入中国大陆，1994年, 第一家量贩式KTV在上海出现，之后很快变成全民性的娱乐形式, 2000年，麦乐迪成为开在北京的第一家量贩式KTV, 在70后、80后以及90后这三代人当中, KTV是学生时代有的记忆, 还是老友聚会时不能少的保留节目，也是单位团建时必要的节目。
然而当下，于更为年轻的那一批群体里，KTV正朝着边缘迈进。在许多针对95后以及00后的娱乐消费喜好调查当中，剧本杀、酒吧、桌游等娱乐项目处于前列位置, KTV的排名被远远抛在后面。
“KTV成中老年练歌房”
每一周的周二之时，乃是天秤座KTV的会员日, 在这会员日里的日场呢, 能够享受到相较于平常日场更低的会员价格。每当到了这一天的时候呀，差不多所有日场的包间都会被“中老年团”所占据。在9月7日这个日子，“中老年团”又一次出现了。
他表示, 2012年的那个时候, 史海波成为了天秤座KTV龙德广场店的店长, 当时所处的情形是KTV生意正处于火爆的状态, 客人多到让人应接不暇。他还提到, 天秤座生意最好的那几年, 几乎都是被年轻人所占据的，可是现在竟然变成了“老干部处”的这种样子。他经历了从行业最好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进入低迷的整个过程, 这真的是令人感到唏嘘不已。同时他还讲了, 简直就如同中老年练歌房一般了，这些人是冲着会员日的日场而来的，他们的岁数都比较大了，并且她们平常是跳广场舞的主力军。
史海波所在的这家天秤座KTV处在昌平区内，“中老年团”是一大早就从各个地方赶来的, 有来自石景山的, 有来自大兴的，8点多从家里出发, 坐公交以及地铁，赶在我们11点开门之前到达。“中老年团”消费有着典型的中老年特性, 有些人自带灌了水的保温杯, 除了唱歌之外几乎不存在酒水等附加消费。这使得本打算借助酒水和零食这类高毛利的附加项目赚钱的KTV相当无奈。史海波说，“年轻群体的消费动力是中老年团所没有的。”。
单从工商信息里，KTV企业数量的那种极速下降情况，就能让人感受到KTV行业的现状。企查查给出的数据表明，一直到2021年8月，我国还存在的KTV企业有5.8万家，跟最多时的12万家相比，这可是个出现了腰斩的数字。KTV企业的增量, 在2020年仅仅只有0.63万家，跟同比相比下跌了38.8%，这属于近3年来的最大跌幅，2021年上半年，被注吊销的KTV企业有2000家，跟同比相比增长了15.2%。
于2014年, 我国进入了新注册KTV企业数量高速增长的时期, 在这一年，KTV企业增量为5700家，到了2015年，增速加快，增量达到8800家, 2017年时, 增量达到顶峰, 超过了一定数量，2018年开始, 增量下滑。
原本是年轻人的生意的KTV，如今却做成了老年人的生意，在对此感到唏嘘之时, 但也不难发现其中客观存在的原因。
在针对年轻群体所做的一份调查报告里，KTV在95后跟00后的心里存在不少缺点, 导致他们没办法尽情玩乐。其主要缺点有三个方面：设备陈旧老化, 环境欠佳, 尤其是通风状况糟糕，想唱的歌曲点唱机中没有。与此同时, 剧本杀这一项，桌游这一项, 酒吧这一项等却处于室内, 环境以及设备相当“讲究”。
9月10日, 淇淇，这个1999年出生的人，在海淀区某高校门外接受记者采访。她讲，在业余时段，她更倾向于找些环境有着考究之处, 起码通风条件良好的地方来把时间消磨。“我们也并非绝对地排斥KTV, 然而现今的KTV大多处在地下室里, 房间光线昏暗，原本是满怀兴致地走进来的, 可一瞧见环境, 立刻就不想唱了。”当KTV没法提供优雅环境，并且年轻一代又开始对环境有严苛要求之际，他们的目光自然而然会投向别的娱乐项目。
剧本杀、密室逃脱等娱乐项目取代KTV
记者采访了多位“95后”以及“00后”, 在他们那里, 排在KTV之前的娱乐项目，一般有酒吧，还有桌游，也有剧本杀, 还包括密室逃脱。跟KTV比起来，这些项目有着一些共同特点，而这些特点是KTV所没有的。
首先，是全体参与人员, 其注意力处于高度集中状态, 淇淇告知记者，桌游以及剧本杀, 要求在场的每一个人, 注意力全都聚焦在牌局或者剧本的剧情当中，在这个期间, 很少存在能够玩手机, 或者“开小差”去想其他事情的闲余；然而在KTV里, 一旦有人演唱了自己不喜欢或者不熟悉的歌曲, 那就只能面临“一个人唱得很尽兴，其他人玩手机”这样的尴尬情景, “大家身处KTV, 有人掷骰子, 有人唱歌, 有人玩手机, 没有被一个共同的主题所吸引，桌游和剧本杀在这一点上比KTV胜出很多。”。”
其次, 社交模式由KTV式的“熟人社交”转变为“陌生人社交”，这一点，史海波对此深有感触体现, 身为一家KTV店长，史海波同其他形式的娱乐场所经营者一道探讨过此问题，“年轻群体喜爱陌生人社交，在彼此都互不相识时一同协作玩个项目，或者共同演唱一首歌，这种社交模式更适宜在酒吧或者桌游店内开展。”史海波向记者讲道, “陌生人社交”的交往范围更广, 有可能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对年轻群体更具吸引力。
也对KTV构成挑战的，是年轻群体“去中心化”的审美倾向, 在80后以及90后那里，“万人大合唱”属于一种壮观场面, 是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人, 于某个场合聚集起来, 相互“问候”的一种形式, 然而这种形式正被越发年轻的群体给摒弃掉, 淇淇跟记者讲, “别说万人大合唱了，就连十人‘小合唱’我都不喜欢, 十个人同唱一首歌，实在是太老土了！”淇淇又表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别人也喜欢’，而喜好的是‘我喜欢的只有我喜欢’。”。
就从业者的角度而言，版权费用那笔支出乃是致使KTV走向困境的关键因素。自2018年起，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 也就是简称为“音集协”的组织, 对KTV使用音乐电视的版权展开严格收费行动, 部分不愿加入这种集体管理机制的KTV企业, 与音集协之间产生了纠纷，而那些接受了音集协集体管理方式的KTV, 就得依据协议，按照每间包房每天5元这样的价格, 来向音集协支付版权费用。据史海波表述，这使得天秤座KTV每年额外增添6万元的支出。“现在的光景之下，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了。”
就此事而言，音集协持有不一样的观点。 在9月10日，音集协副理事长兼代理总干事周亚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表示，在使用版权的时候缴纳版权费乃是所有KTV应尽的义务, 出现大量无偿使用版权的侵权行为这种情况能够存续于之前, 然而笃定不是当下，并且绝对不可能存在于未来。“我认为每间包房每日5元的收费并非高昂。”周亚平如此讲道。
KTV如何“续命”
音集协，是一个平日里常常和KTV打交道的组织, 周亚平呢, 是以音集协总干事的这个身份，对于KTV行业进入困境的缘由，有着他自己的观察。
周亚平承认, 硬件条件与环境方面, 在多数KTV里确实存在问题, “KTV没有跟上时代潮流，创新度太低了的原因就在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那种玩儿法”。从20世纪90年代起量贩式KTV出现，二十几年过去, KTV仍是进来打开点唱机, 点歌，播放音乐电视, 而后唱歌，唱完走人那种模式, 周亚平发觉KTV存在更深层模式问题。在周亚平看来，KTV需模式创新，要在玩儿法上跟上年轻一代群体需求。
记者悉知, 当下在我国南方已然出现了“社交式KTV”, 此类KTV具备点唱功能，能够联网同身处异地的其他KTV包房里的歌友一同演唱一首歌, 还能够参与线上的歌咏比赛，为同一首曲目的不同演唱者排列榜单, 也就是说, 这类实体KTV把手机上K歌App的部分功能移植到了KTV。相较于电话亭式的迷你KTV, 这种KTV现场感更佳, 空间也并不狭窄。异地进行连麦合唱，这一点值得留意, 其对于音响设备的要求，相较于以前大幅提升，运营的难度会增加, 成本方面也会提高。
史海波告诉记者, 有KTV进行了软硬件双重提升的模式创新, 一些同行走上了高端化和会所化路线, 有一家同行与他们使用同一套点唱系统, 装修花费四千万元，除包房外还修建了舞池和音乐茶座，舞池外面有现场演奏的乐队, 这种业态融合了酒吧、量贩式KTV和舞厅，不过这只是一种尝试, 能不能获得好的市场反馈，谁也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