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街头，人们撑着伞行走。图/新华社

近日，日本国税厅推出“清酒万岁”活动，邀请20至39岁的年轻人分享商业见解，助力提升酒类热度，刺激同龄人的饮酒需求。酒类种类不仅限于清酒，还包括烧酒、威士忌、啤酒、葡萄酒等。

不仅日本，印度最近也因酒闹矛盾，今年9月1日起，印度首都辖区德里将恢复禁止私人售酒的禁令，当地居民或将失去像以前一样买酒的便利。

日本的“纵酒”与印度的“禁酒”。同为亚洲国家，日本和印度在经济衰退、政府收入下降的情况下，都将目光瞄准了酒精，为何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措施呢？

两种截然相反的“饮酒政策”

日本国税厅网站称，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振兴日本酒类产业，吸引更多日本年轻一代饮酒。活动组织者认为，日本酒类消费量下降的关键是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以及新冠疫情影响。

酒类消费税是日本重要税收来源之一，这一传统可追溯至江户幕府初期。但近年来，酒类税在日本总税收中的占比持续下降，从1980财年的5%降至2011财年的3%，2020财年仅为1.7%，总额为1.1万亿日元，约合8.1亿美元，同比暴跌9.1%——考虑到上一财年受疫情应对措施影响，酒类消费的重要场所——餐饮业、夜总会等长期经营不正常，如此大幅度的降幅实属罕见。

而在印度，更确切地说是首都德里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正在努力迫使直辖德里的国家首都直辖区政府收紧此前宽松的“酒类政策”。

2021年，在地方执政党人民联盟的推动下，德里国家首都辖区放宽酒类专卖制度，一次性发放849张私人酒类经营者执照，允许这些私人经营者从晚上10点到凌晨3点经营，并将法定最低饮酒年龄从25岁降至21岁，为全球非禁酒国家中最高。

就在几个月前，印度国家首都特区政府为缓解疫情带来的库存压力，允许私营酒类经营者对酒类实行“买一送一”或50%折扣的“大促销”。

但7月下旬，莫迪政府通过德里副总督和联邦中央调查局不断“介入”此事，最终迫使国家首都特区政府宣布所有酒类经营者将于7月30日至9月1日停止营业，此后将重新颁发执照。预计去年根据“新政策”向私人经营者颁发的执照大部分甚至全部都将失效。

莫迪政府和印度人民党称，德里的酒类政策导致酒类销售点外排起长队，“不仅有损社会风气和健康，也不利经济发展”。德里副州长萨卡尔不仅扬言要“否决”酒类政策，还向联邦政府“提出申诉”，指责酒类政策存在“程序错误”——这其实就是印度官场“腐败”的代名词。

在此基础上，联邦中央调查局还对国家首都特区政府展开了“反腐败调查”。

2021年4月19日，印度新德里居民在全城封锁前抢购酒水。图/新华社

“葡萄酒政策”背后有玄机

历史上，无论中外，历来都有出于经济、财政、税收等目的对“酒政”进行修改的传统，且政策种类繁多。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一直主张“禁酒”，最初认为江户时代的酗酒是“不文明习惯”，男性酗酒会妨碍他们成为军国主义的专职工作者，战后则认为过度饮酒会损害国民健康。

主导健康政策的厚生劳动省长期以来定期推出反酗酒公益广告，2021年该机构官网还刊登专题文章，批评酗酒是“重大社会弊病”，呼吁酗酒者“重新审视与酒精的关系”。

如今，日本政府转向“纵酒”，也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非常时期政府需要增加各项支出，而酒税收入却大幅下降。更让当局担忧的是，目前的酒类消费已经呈现出“危险的轨迹”。

首先，年轻人饮酒热情越来越低。据经济产业省统计，日本40-60岁人口中，30%的人每周至少饮酒三次，而20-30岁人群中这一比例仅为7.8%。其次，更多饮酒者开始选择“更经济的饮酒方式”，包括尽量不去居酒屋，在家或家庭餐厅喝酒，尽量选择少税或不含税的酒类。

据统计，2020财年日本啤酒销量同比下降20.1%，而麒麟啤酒的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人均啤酒消费量约为55瓶，同比下降9.1%。啤酒是日本税收贡献最大、降幅最大的酒精饮料。可以预见，无论“清酒万岁”运动是否有效，日本的“饮酒运动”很可能蔓延到啤酒领域。

与日本“放纵酒精”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增加税收不同，印度“控酒”的背后是党派斗争和联邦与地方权利的较量。

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一直依靠印度教民粹主义来拉拢选票，而这一民粹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节制欲望”，包括禁止饮酒。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当然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个被屡屡证明有效的“选举玩具”。

尤其是近年来，ADP在首都地区崛起为一股新生力量，从BJP手中分走了大量民粹主义选票，让后者如芒刺在背。其在首都地区解除禁酒令、允许私人经营者获得酒类销售许可，甚至鼓励“清仓甩卖”，势必使ADP通过大幅度提高地区酒类税收获得更多财源，从而更有能力在各级选举中与BJP竞争。这是莫迪和BJP无法忽视的。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控制的联邦中央调查局有权调查地方“腐败指控”。而按照现行规定，高于国家首都辖区的行政单位德里邦的副邦长有权“否决”国家首都辖区的行政决定。

与首席部长、邦首脑不同，副邦长是联邦政府任命的行政干部。换言之，无论是高举“反腐”大棒的联邦中央调查局，还是高举“否决”剪刀的德里副邦长，其实都是莫迪和印度人民党的人。德里的“酒类政策”即使第一天可以避免，第十五天也绝对避免不了。

2019年2月24日，一名饮用假酒的患者在印度阿萨姆邦戈拉卡德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新华社/

“放纵酒精”和“控制酒精”都是一厢情愿

日本不少民众认为“政府鼓励酗酒，真是莫名其妙”。而且，不少社会学家指出，居酒屋等场所酒类消费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下降，与“泡沫经济”的破灭息息相关，导致日本传统职场文化发生重大变化，“职场居酒屋文化”也随之消失。

政府在无力推动经济、就业、扭转职场“派遣制”盛行趋势的情况下，却执着于“清酒万岁”或“啤酒万岁”，实在是本末倒置、异想天开。甚至有人在网上讽刺称，日本政府信誓旦旦要解决“少子化”，但鼓励年轻人喝酒，难道不会让“少子化”雪上加霜吗？

自2022年1月1日起，日本成年年龄标准将从20岁降至18岁，这意味着饮酒的最低法定年龄也将降低。这一举措也包括了“扭转‘少子化’趋势”和“增加酒税收入”两大愿景，但基于以上理由，或许只是“清酒万岁”般的一厢情愿。

印度人民党的“过度扩张”被不少印度民众称为“无用的醉酒狂潮”。这些人指出，美国禁酒虽然减少了税收，但并没有杜绝当时美国社会酗酒之风，反而导致了私酿酒盛行，因私酿酒中毒人数剧增，大量黑社会团伙介入私酿酒业等严重社会问题。

印度是世界上私酿啤酒现象最为猖獗的国家之一，每年因私酿啤酒中毒死亡的人数达千余人，近年来因私酿啤酒导致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死亡、受伤的重大恶性事件也相继发生。

即使德里收紧酒精政策，也无济于事。印度各邦的地方法律和政策各自独立，酗酒者会涌向酒精管制松懈的邻近哈里亚纳邦，印度的酗酒现象总体上不会大幅减少。

当然，如果相信德里“禁酒”不是为了酒，那也无妨，毕竟平民党的钱包确实会被掏空。

撰文：陶端芳（专栏作家）

编辑/刘云云

校对/赵琳